在大数据和互联网时代，传统政务文明正面临技术更迭带来的革命性冲击。重塑政务文明，需完成两项关键工作：在公共服务方面，模拟使用场景，注重用户体验，把政府权力清单转变成老百姓的办事清单，完成社会需求驱动的政务流程再造；在公共决策方面，以大数据为基础，以技术能力为支撑，提升决策和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在这一进程中，需要正确认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证照共享，合乎法理。
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办事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要求出具各种证明的情况。公众各种吐槽，办事部门却不以为意，甚至振振有词：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我是依法办事。
这样理解、适用法律，不仅僵化教条、有违法理，而且是懒政怠政的表现。事实上，我国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便民的原则，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从性质上说，政府拥有的一切政务信息，均属于公共信息。从技术上说，打通政府数据壁垒，实现数据共享互认，也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从效果上说，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减少了“造假”的可能，亦有力保护了各方的合法权益，完全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第二，应网尽网，于法有据。
网上办理审批事项，虽不见面，但全程留痕，既提高了审批效率，也遏制了寻租空间和行政恣意，是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对于政府而言，这是一个刀刃向内、自我加压的改革。但这给民众带来的是福利，而不是负担。
事实上，互联网思维的“去中心化”、“平等”及“公开透明”的特质，与我国行政许可法的要求不谋而合。因而，行政审批事项，以上网为原则、不上网为例外，完全合乎法理。我们的法律亦对此提供了有力支撑。
仅以电子签章为例，我国的电子签名法规定，民事活动中的当事人“可以约定使用或者不使用电子签名”、“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当然，必须注意的是，某些领域因涉及人身等重要法律关系，法律仍然保留手写签名的要求，包括“涉及婚姻、收养、继承等人身关系的；涉及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权益转让的；涉及停止供水、供热、供气、供电等公用事业服务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不适用电子文书的其他情形”。第三，政务再造，服务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是一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务文明再造。那些不符合这一价值取向的法律规则，都需要再造。
一个重要的“再造”是，部门在共享信息时，放大了信息的使用范围，也就放大了风险和责任。如果信息源存在错漏，是否要一概追究信息提供部门的责任，值得讨论。例如，城管接到举报，某渣土车随地倾倒渣土。执法人员赶到现场时，渣土车已经驶离，留下一地狼藉。正好交警部门在现场设有探头，城管便请求对方提供摄像记录以完成执法取证。在此情况下，如果探头失灵或者拍摄质量不佳，交警为避免担责，合理的选择是拒绝配合。
由此可见，在信息共享互认方面有必要树立共享包容的理念：一方面，豁免信息共享溢出的法律责任，力促政府部门信息共享共用；另一方面，同步推进数据和信息质量的提升与优化。
（作者为上海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