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个城市新设了大数据管理机构。

  “80后”官员陈睿,一周前履新合肥市数据资源局局长,还没公开亮相,便被媒体拉到了“聚光灯”下。引起外界关注的,不仅是其“80后”、“双硕士”的身份,更在于其履新的“数据资源局”。

  它在政府职能部门中是一个“新事物”。近年来,这一部门像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挂牌并开始运转。这一新机构的负责人,因负责统筹管理政府各单位的大数据资源,被外界称作政府的“首席数据官”。

  南都记者据公开消息统计,截至目前,全国至少已有13个省份成立了21家地市级以上的大数据管理机构。其中,合肥是第21家。

  中西部“步子”大一些

  新设大数据管理机构,广东再度成为这项试点的“先行者”。

  2014年2月,广东省率先设立“大数据管理局”,它以广东省经信委内设机构的形态出现在公众面前,负责研究拟订并组织实施大数据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引导和推动大数据研究和应用等方面工作。

  第二年,中西部城市相继加入“先行先试”行列。浙江省、贵州省在省级层面先后新设了大数据管理机构,广州、成都、沈阳、兰州、云南省保山市的大数据管理机构也纷纷挂牌。

  其中,“步子”迈得最大的,当属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2015年10月,这一机构挂牌成立时,便是贵州省政府直属的正厅级事业单位,由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马宁宇兼任局长,以增强对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的协调能力。

  贵州省在对大数据发展管理局的三定方案中,还更进一步地明确:这一新机构负责“协调大数据发展和应用重大事项,推进全省信息系统统一平台、数据统一存储和统一管理,促进信息资源整合共享”。

  进入到2016年,更多的大数据管理机构出现在了中西部地区:沿海地区仅有江门、宁波2城;中西部地区则有贵阳、银川、昆明、咸阳、黄石5地。

  这一趋势,在今年进一步加强。截至目前,今年新设的6家大数据管理机构中,有5家都位于中西部地区。

  “挪腾”有限的编制空间

  在大数据的浪潮席卷了各行各业的同时,政府部门也开始思考如何用好政府各部门手中的数据资源。

  去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不止一次地公开谈及:数据就像是一个钻石矿,而中国超80%的信息数据资源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里,“深藏闺中”是极大浪费,应该通过开放政府数据等手段推动“互联网+”发展,建立新的法规,提高数据流动的安全性。

  在此背景下,政府部门的大数据管理机构应运而生。不过,增设一个政府机构,也并不是“想设就设”。

  合肥市数据资源局的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在近几年严控政府机构人员编制、要求“只减不增”的背景下,新设一个“局”,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机构和人员编制问题。“合肥力度很大,撤并了原来的畜牧水产局,从各部门‘搜罗’编制,才新设了这个局,作为市政府直属的正处级单位。”该工作人员说。据介绍,这一“力度”,也与合肥盘活政府数据资源的目标紧密相关。

  “挪腾”编制空间有限的地方,则采取“折中”办法———向上一级编办申请新设机构时,将这一机构设在当地工信、经信部门之下,作为其直属的“二级局”;或者再退一步,与工信、经信等部门相关处室后加“(大数据管理局)”。西北地区第一个成立大数据管理局的银川市,便属上述情形。

  银川市大数据管理局局长王川向南都记者坦言:限于机构编制的要求,银川市大数据管理局被设定为市工信局直属机构。由于需要更多的业务知识,银川市大数据管理局对人员要求门槛比较高,至少硕士研究生,挂职副局长中更有博士生导师和博士。

  “我们还向组织部门提议以聘任制形式,招一名‘首席数据分析师’,但鉴于机构编制有限、市场上‘首席数据分析师’身价比较高,该想法还没能落地。”王川说。

  “不交数据,就交帽子”

  对于新机构而言,如何将散落在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内部的数据资源统筹和对外开放,统筹协调能力至关重要。

  南都记者关注到,新设的大数据管理机构大多与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平级、在有的城市甚至“低一级”。为了增强协调能力,有的省份和城市直接任命政府副秘书长来兼任“首席数据官”。

  “部门间的协调,还得靠一把手重视。”合肥市数据资源局的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合肥市成立了“数据资源工作领导小组”,尤为特殊的是,小组采取了“双组长”机制,市委书记、市长都是组长,“需要部门间协调配合的事务,就通过小组议事来沟通”。

  该工作人员透露,数据资源局成立前,“领导小组”召开了动员大会,专题介绍数据资源局这一新生事物,要求各政府部门给予支持,要有“大局意识”。作为组长,合肥市委书记宋国权还放了“狠话”:不交数据就交帽子,虽然不能直接免职,但换换位置还是可以的。

  “刚开始跟其他部门沟通数据开放,也会有一些担心:担心涉及了国家秘密、泄露了公众个人隐私等等。”银川市大数据管理局局长王川介绍,为了突破阻力,银川市在统一政府数据共享和开放标准的同时,还创新管理模式:在市级层面设“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任组长。同时,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直接设在市委督查室,通过督查监督部门落实。

  此外,银川市去年还通过人大立法程序,制定《银川市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条例》。其中明确政府部门数据共享开放的要求,赋予大数据管理局作为智慧城市建设主管部门的法定权力,划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和义务。

  在王川看来,这部地方性法规像一把“尚方宝剑”,“还有什么比法大?有了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推动数据的归集、共享和开放”。

  “首席数据官”将成新趋势?

  事实上,从目前政府大数据开放应用成效来看,并非所有开放应用水平领先的地方,都设有专门的大数据管理机构。

  据复旦大学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今年发布的《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报告》显示,全国各地方已建成19个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其中,上海的政府数据开放起步最早,综合评价排名第一,而上海市并未成立专门的大数据管理机构。相比之下,去年成立“大数据发展管理委员会”的贵阳市,其政府数据开放程度则“后来居上”,综合评价排名第二。

  在浪潮集团政府大数据事业部总经理张峰看来,目前,政府数据开放和应用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紧密相关。鉴于统筹和开放政府大数据,不仅有助于大数据企业对数据资源的挖掘应用、有助于将大数据服务于产业、城市治理,还能促成企业运用大数据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城市也在奋力抓住这一契机,“希望能够以此实现追赶甚至是弯道超车。”张峰说,“为什么不少地方将大数据管理机构设在经信委?就是希望能更顺畅地将政府数据开放与产业对接,形成‘经济增长点’”。

  不过张峰认为,长远来看,成立专门的大数据管理机构,不是推动政府数据共享开放的必要条件,推动数据共享开放首先是政府自身提高发展的必然,然后才是对产业的促进和推动。

  “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可以明确由某个部门来牵头负责这项工作,逐步推动。”张峰指出,政府数据共享和开放,产生更多应用。“就像民航部门打通开放了航空公司、机场的数据,社会开发了‘航班管家’、‘非常准’等APP,方便旅客实时查询航班动态。这些应用往往是一个个的小应用,但是都具有大体验,往往不是解决某个‘大面积问题’,而是打通‘最后一公里’,解决公众生活中面临的一个又一个‘痛点’。如果以好大喜功的态度,就很难做好。”

  曾给政府大数据开放平台做过评估的一位学者也向南都记者表达了类似观点:从地方政府的数据条件来看,也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大数据管理机构。“政府数据开放不是一个形式,有的地方政府部门,还没有理清自己的数据资源,贸然开放出来可能数据本身都会存在问题。”

  对话

  银川市大数据管理局局长王川:

  大数据管理机构不能“一窝蜂上”

  南都:为什么银川要组建一个大数据管理局?

  王川:银川的大数据管理局是去年底成立的。当时国内很多地方结合省市自身的发展定位,陆续都在组建这一机构。银川的背景是,2013年,银川启动智慧城市建设,进入全国103个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到2016年,取得了一定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政务数据,直接交给企业来保管不太合适,我们就想到需要有一个机构,来负责全市政府、企业、市民数据的保管,制定数据交易规则。

  南都:你觉得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最大的瓶颈在哪里?

  王川:数据不是小事。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的过程,首先要考虑到保障国家安全、个人隐私,数据首先要脱密才能开放。为此,我们专门跟保密部门对接培训,加强这方面的意识。我个人压力也很大,数据一旦出现问题,如果要追责,第一个免职的就是我。另外,现在政府数据是碎片化地分散在各个部门,采集起来相对比较难。技术角度来讲,就是如何采集到有效数据,通过分析和挖掘最大限度发挥已有数据的价值。大数据的开放最后是应用,只有应用,才能变现,才能释放红利。

  南都:政府数据开放,必须要通过机构改革来实现吗?

  王川:不一定。不设一个专门的大数据局,政府数据开放也可以安排给其他部门牵头。比如经信委、工信局、电子政务办,政府办公厅等等。但现实情况是,随着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数据越来越多,要做好对政府数据的发掘和应用,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对下一步工作和规划来说,相对更有利、更方便一些。

  南都:你觉得未来各地政府成立大数据管理机构,是一个必然趋势吗?

  王川:中国有1000多座城市,不同城市发展定位和策略不尽相同,不能一窝蜂地上,还是要结合自身实际。我个人认为,随着大数据发掘和应用越来越普及,未来政府内部有专门团队来做这样的事情将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