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家能力数据化和市场机制优化
1.数字成为国家能力
国家治理能力受制于政府的履职能力和工作效率，而政府的履职效率在当代取决于它对技术的使用能力和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有借助于新技术，满足新技术环境下的社会需求方能实现。政府适应经济社会变革的能力，是国家能力的重要体现。“灵活行动的能力，即介入、撤出、改革或放弃，是国家能力的核心。”如何使政府更加灵活？就是要它能够适时介入、撤出、改革和放弃，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建立灵敏的互动和反馈系统。将互联网、在线数据和云计算引入国家决策和政策执行，对政府介入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非常重要。互联网、在线数据和计算是重要的权力源，“当国家与其他独立的权力源协同运转时，理性行动的国家能力会被增强而不是削弱。”国家制度与互联网技术的有机结合将大大提升国家能力。
目前，在互联网平台整个决策过程中，有关互联网平台信息，平台与政府决策部门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政府并不掌握有关信息，这大大影响了决策水平。在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决策科学化是谈不上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曾经说过，把问题解释清楚，就如同问题解决了一半。政府决策部门目前主要还是通过座谈会、实地考察和基于媒体数据以及各种专家评论等方式来分析问题，缺乏即时认知，也缺乏大数据分析。通常，这样的决策难以达到精准目标。
2.数字使市场供需关系精确化和提升资源匹配效率
互联网在经济领域的运用正在推动市场运行方式发生变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新商业模式，分享经济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在没有滴滴出行之前，人们搭乘出租车的方式是到大街上扬招，通常的情况是，立马搭上车或者需要等待，很多情况下都是不可预测的，滴滴出行平台通过自己的精算系统可以告知乘客附近车辆的情况，并帮助寻找到合适的车辆，出行平台是个人感知能力的延伸。大数据使供求关系朝着精细化方向迈进，使资源配置更加精准。推动经济健康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责和基本能力。现代国家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和保障改善民生？尤其是在新技术环境下，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引进新技术。一方面，供给方拥有自己的计算平台，另一方面，社会成员越来越依赖自己的APP。新技术的应用必须建立自己的社会基础设施基础。
通常，企业往往会在政府之前选择和使用有用的技术，包括决策技术，企业创新是整个社会创新的引擎。这个时代少了数据，就没法决策，尤其涉及以数据为基础的互联网各类商业模式，没有精确的数据，就难以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人类的认知能力已经不是亚当?斯密思考市场机制时潜意识里的那种个体的认知能力。由于互联网，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现在或隐或现，比以前更加清晰了。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机制的设计就自觉不自觉地得到了优化，比以前更有自觉性，为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技术支撑。
3.数字提升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匹配能力
平台化将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创新。如果仔细分析政府、市场、社会和公共服务类型、性质的具体过程和特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这一命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举个例子，加快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把该下放给市场的权力下放给市场，把该下放给社会的下放给社会，把该下放给地方政府的下放给地方政府。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例如，下放给市场，首先，现实的市场都不是理论意义的市场，它存在很多缺陷甚至失灵的方面，政府下放给市场权力后，如何确保绩效？这就涉及政府如何监督和评估。一般说来，“政府常常不能准确地知道自己到底要买什么，从哪里买，或者买到的是什么。”权力下放给市场，政府减少了提供服务的专业压力，却增加了监管和评估的压力，两者的专业化要求虽不一样，但是工作量可能不相上下，政府投入的资金也不相上下，甚至可能监督评估比提供服务的压力和工作量更大。还有，现实中社会组织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社会组织，人们经常讲到的志愿性、非营利性等，事实上，一旦进入市场和社会领域运作，社会组织，“在出现极坏的情况，商业化经营有可能葬送组织的社会服务宗旨”。现实中，这类情况已经屡见不鲜，社会舆论多多，从9·11之后的美国红十字会，到最近几年间的中国红十字会，都曾绯闻缠身，莫不如此。这些，都需要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深入研究。
政府作为委托方和社会组织或企业作为代理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主要表现在利益冲突和监控管理，“利益冲突和监控问题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各种交易的通病。”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于简单理解和设计，可能会为错误诊断的疾病开出错误的药方。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要研究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也要研究它们在实践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尤其是挑战，要吸取它们的教训。尤其是，要考虑中国当下的围绕着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来探索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以及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这些是不可逾越的环节。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社会结构、社会发展模式、社会价值观念，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模式也必然发生变革。例如，大学生村官进入农村，促进了农村网络商业，农村网络商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民的家庭创业创新，激发了农村的发展活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使政府推动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大大提高。按照《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的要求，要“依托移动互联网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完善国家电子政务顶层设计，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在保障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推动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利用，优先推进民生保障服务领域政府数据集向社会开放。加快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构建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促进移动互联网与公共服务深度融合，重点推动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交通、旅游、教育、医疗、就业、社保、养老、公安、司法等便民服务，依托移动互联网广泛覆盖和精准定位等优势加快向街道、社区、农村等延伸，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各级党政机关积极运用移动新媒体发布政务信息，提高信息公开、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党中央、国务院对政府改革和创新提出了新的具体的要求，及早认识这一发展战略的意义，并开展相关研究，提出相应的创新和改革路径，是当前政府治理理论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平台化社会治理形成多元到N元互动机制
1.从多元治理到N元治理
社会治理经历了一个认识上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单一治理到多元治理是一个历史性飞跃，在互联网基础上的N元治理更是一个历史性飞跃。原来意义上的多元互动显示的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互联网和在线互动的“朋友圈”使成百上千的人可以同时互动，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互动。一般人们说的多元互动也不过是在街头、会议上的议题讨论，而且这种互动通常需要一定时间的准备，但是，借助互联网平台，人们可以即时互动和N元互动，这是一种虚拟现实中的互动。在进一步使用新科技的基础上，这种虚拟互动会进一步现实化，成为虚拟现实。
20世纪90年代，曼纽尔·卡斯特预见到了网络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未来世界的影响，他当时写道，“新信息技术正在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世界。以电脑为中介的沟通，产生了庞大多样的虚拟群体。”他预见到了“虚拟社会”的出现，这是一个社会学长期视之与社会组织、社区不一样的新的社会形态，在我国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也都将其称为“虚拟社会”。随着“微博”、“微信”等通信、传播和沟通工具的出现，人们不再简单地将网络社会视为虚拟社会，就像人们在慢慢改变对网络平台的非实体性看法一样,也在改变着对由网络形成的社会组织形态的看法。曼纽尔?卡斯还写道，“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他在这里讲的“权力”就是指治理机制。未来“网络政府”的出现也不是没有可能，在社交网络基础上的政府也需要建立自己的“朋友圈”来创新治理模式和服务供给方式。政府将主动公开信息和市场社会分享信息，激发企业和居民的积极参与，努力建设“开放和分享型政府”。“开放和分享型政府”将大大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变革与创新，最终引导社会活力的迸发。
2.没有“一致同意”的共识
多元互动的机理之一是，各类群体之间达成共识，也就是社会治理主体，诸如政府、市场和社会需要通过参与方式在具体的社会事务、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等问题上达成一致。这包括，意见和看法的一致。平台互动理论挑战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的互动理论。随着平台化趋势，互联网时代不太可能产生这样的“共识”，即“人人都满意”、“人人都同意”，因为这是一个主体多元的时代。从本质上，“共识”没有“一致同意”的内涵，共识并不意味着“人人都满意”和“人人都同意”，也不是指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同意，而是指各个利益相关者共同达成对国家、公司、员工和消费者都最大便利化的决策，并围绕着这样一个决策共同努力。在利益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必须以一种开放的心态看待“共识”问题。互联网将大大提升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协同效率，各级政府及其领导干部对此必须有深刻认识和长远的预见性，并积极拥抱互联网。
三、结论与讨论
有关理论引入国内已经多年，遇到了中国社会和政府的剧烈变革，在这个变革过程中，这些理论的本土化和提升，就是构建中国特色理论和中国理论国际话语权的过程。现行政府治理理论是建立在公共管理理论、宏观调控理论、公共服务理论、国家能力理论以及社会管理等理论的基础上的，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必须看到，这些理论几乎都是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带来的经济平台化、商业模式数据化、社会媒体化和媒体社会化，对政府治理和政府流程提出了新要求，也触动了现行的政府治理理论。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和社会的转型，必须升级政府治理理论。
（作者：丁元竹，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