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计算机网络文化与中国文化具有相同的核心理念

 
  在互联网与现实世界的结合上,Ulrich Sendler发明了一个叫“Simplexity”的新词,代表工业4.0的核心理念,这很象高尔定律(Gall’s Law)所说:任何一个成功的复杂系统永远是源于一个成功的简单系统(A complexsystem that worksis invariably found to have evolved from a simple system thatworked)。
 
  Simplexity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化繁为简,指将复杂性转化为简单性;二是指不改变复杂性范式,但非常容易地——象对待简单性事物那样容易地——应对复杂性。互联网文化更倾向于后一种含义。
 
  中国古代哲学源头上的核心理念倾向于后一种意思。如果把《易》的主题理解为Simplexity,易的意思是“容易地应对复杂性”,其中易的第一重含义是“变化”,万物变化就是复杂性,古代称之为“万物”;易的第二重含义是“容易”,容易到“象对待简单性事物那样容易”。容易是一个成本概念,指越复杂,平均成本越低。对《易》来说,成本要低到只处理两个数——0、1——那样轻松。《易》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它在告诉子孙后代,在面对复杂性的丛林时,要回到极简,轻松应对。
 
  中国人把轻松地处理复杂性事务——即处理复杂性时的报酬递增与成本递减——称为智慧。把爱智慧(Philosophy)的人被称为“佛”。在中国人看来,互联网时代意味着世界的智慧化。因此中国人很喜欢互联网,就象回到了家。
 
  2、计算机网络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源
 
  《易》的原理与ICT原理深层吻合点,如邱吉尔的名言:极度的简洁脱胎于极度的复杂(Out ofintensecomplexities simplicities emerge)。
 
  老子解《易》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极度的简洁”对应的是二,极度的复杂对应的是万物,万物具有多样性(variety)。而variety是大数据的主要特征。
 
  二对应《易》中的阴阳(即0、1)。万物虽然复杂,但都脱胎于阴阳。阴阳在图形上分别是白和黑,如邓小平的白猫黑猫,代表的是事物性质中相反的两端。三不是一个数字,而仅代表0、1的相互转换。与西方文化特别是笛卡尔、康德的认识相反,中国哲学反对非黑即白的二元论,而强调“三”,即非黑非白的过渡状态(即inter状态)。例如邓小平说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腾讯的领导者马化腾把互联网成功经验归结为“灰度管理”,灰就是三,即白与黑之间的中间状态。这就不难理解,中国人遇见互联网,把它理解为inter的net(“网际网络”),即两点之间的中庸状态,因此一点也不觉得陌生。
 
  中国在走向二进制过程中,经历过长达千年的曲折。问题出在孔子解《易》,与老子的“二生三”不同,解释成“二生四”(两仪生四象),四生八(四象生八卦),一直到六十四卦。其实,4、8、64,只不过是2的各种衍生形式。但与2不同,它们已不再是simplicities(极简)。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路易十四时期,中国数学家康熙(他同时是一位皇帝)与法国“国王数学家”Joachim Bouvet合作,力图证明,一个成功的复杂系统( Algebra,代数学)源于一个成功的简单系统(易)。但他们的极简,只证明到4,而不是2。Bouvet的朋友,微积分发明人莱布尼茨最终回到了老子“二生三”的思路上来,他写道:“中国人已经丢失了卦或伏羲的线形的意义或许已经有一千多年了”。他意识到,《易》的真实意思是二进制。莱布尼茨开发出人类第一台二进制原理的计算器——帕斯卡尔二代计算器,献给康熙。
 
  2004年,在这件事发生了300年整的时候,这台计算器终于被送回法国展出。此时,从易的文化基因与ICT精神中成长起来的BAT,已开始成长为世界级互联网领先公司。
 
  3、儒家文化与路由器原理
 
  我们的发现并没有结束。孔子对《易》的权威解释虽然耽误了二进制的再发现,但《论语》却意外地在互联网原理高度上,成为启发中国互联网公司灵感的一个源头。
 
  儒家经典《论语》的主要内容,是对人际关系网络的指导。核心是中庸,强调两个节点本身(“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联接(“波”)。在这点上与互联网的精神相通。
 
  然而,更加不同寻常的是,《论语》描述的网络结构,十分近似英国伯纳斯.李对于WEB的描述,几乎是一部关于人际关系的路由器说明书。《论语》强调熟人社会,相当于路由器中的OSPF(Open Shortest Path First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最短路径的关系,就是熟人关系。路由器同样找最短路径来发送信息,只有邻接状态才会交换链路状态(LSA)。非邻接的路由器,要靠邻接的路由器来“介绍”。就好比腾讯微信中生人必须是熟人的熟人一样。由于最短路径随时随地变化,要把LSA与路由表分开。如果把路由表当作人际关系的普遍原则,链路状态(LSA),可理解为情境(上下文)。《论语》强调情境相关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的生存原则。
 
  中国人并不是因为读了《论语》而对互联网有所感悟,而是长期浸淫于儒家文化中,因此对小世界网络等具有一种无师自通的感觉。无师自通,这恐怕就是文化的作用。
 
  4、为什么会出现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隔代遗传”
 
  相较于“后现代的”计算机网络文化与“前现代的”中国文化的亲近,中国文化与“现代的”工业文化的关系相对疏远。我们称这种隔了一个现代化阶段的文化相似性为“隔代遗传”。硅谷和班加罗尔都具有农业文化与信息文化的“隔代遗传”现象。中国互联网文化与中国农业社会文化之间,同样存在这种“隔代遗传”。隔代遗传的本质,是文化范式从农业文化的自然复杂性范式,转变为工业文化的工业简单性范式,又综合为信息文化的信息复杂性范式。如此,可以理解为什么Simplexity受到欢迎。
 
  英国的农业文化与中国的农业文化,都以个性化定制见长,而不以大规模标准化见长;3D打印出现,又出现个性化定制,也是一种“隔代遗传”。复杂性在更高的层次上被低成本处理。
 
  “隔代遗传”当然不是复古,观察硅谷、班加罗尔和中关村,互联网文化实际是一种扬弃,即肯定一半,否定一半。否定工业化中缺乏定制,肯定工业化中的大规模;否定农业化中的缺乏大规模,肯定农业化中的定制,合在一起成为大规模定制。定制带来的复杂性成本,被以大规模平台分享的方式降低了。长尾曲线就是一种折衷,它平衡了规模(scale)与范围(scope)。
 
  有意思的问题出现了:中国与英国都有长期的农业文化可供借鉴,而美国缺乏农业社会。从长远来看,当大规模定制的文化需要从历史中吸收关于定制的养分时,中国和英国会不会具有比美国的某种信息哲学上的优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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