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计算机网络文化与中国文化具有相同的核心理念
在互联网与现实世界的结合上，Ulrich Sendler发明了一个叫“Simplexity”的新词，代表工业4.0的核心理念，这很象高尔定律（Gall’s Law）所说：任何一个成功的复杂系统永远是源于一个成功的简单系统（A complexsystem that worksis invariably found to have evolved from a simple system thatworked）。
Simplexity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化繁为简，指将复杂性转化为简单性；二是指不改变复杂性范式，但非常容易地——象对待简单性事物那样容易地——应对复杂性。互联网文化更倾向于后一种含义。
中国古代哲学源头上的核心理念倾向于后一种意思。如果把《易》的主题理解为Simplexity，易的意思是“容易地应对复杂性”，其中易的第一重含义是“变化”，万物变化就是复杂性，古代称之为“万物”；易的第二重含义是“容易”，容易到“象对待简单性事物那样容易”。容易是一个成本概念，指越复杂，平均成本越低。对《易》来说，成本要低到只处理两个数——0、1——那样轻松。《易》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它在告诉子孙后代，在面对复杂性的丛林时，要回到极简，轻松应对。
中国人把轻松地处理复杂性事务——即处理复杂性时的报酬递增与成本递减——称为智慧。把爱智慧（Philosophy）的人被称为“佛”。在中国人看来，互联网时代意味着世界的智慧化。因此中国人很喜欢互联网，就象回到了家。
2、计算机网络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源
《易》的原理与ICT原理深层吻合点，如邱吉尔的名言：极度的简洁脱胎于极度的复杂（Out ofintensecomplexities simplicities emerge）。
老子解《易》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极度的简洁”对应的是二，极度的复杂对应的是万物，万物具有多样性（variety）。而variety是大数据的主要特征。
二对应《易》中的阴阳（即0、1）。万物虽然复杂，但都脱胎于阴阳。阴阳在图形上分别是白和黑，如邓小平的白猫黑猫，代表的是事物性质中相反的两端。三不是一个数字，而仅代表0、1的相互转换。与西方文化特别是笛卡尔、康德的认识相反，中国哲学反对非黑即白的二元论，而强调“三”，即非黑非白的过渡状态（即inter状态）。例如邓小平说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腾讯的领导者马化腾把互联网成功经验归结为“灰度管理”，灰就是三，即白与黑之间的中间状态。这就不难理解，中国人遇见互联网，把它理解为inter的net（“网际网络”），即两点之间的中庸状态，因此一点也不觉得陌生。
中国在走向二进制过程中，经历过长达千年的曲折。问题出在孔子解《易》，与老子的“二生三”不同，解释成“二生四”（两仪生四象），四生八（四象生八卦），一直到六十四卦。其实，4、8、64，只不过是2的各种衍生形式。但与2不同，它们已不再是simplicities（极简）。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路易十四时期，中国数学家康熙（他同时是一位皇帝）与法国“国王数学家”Joachim Bouvet合作，力图证明，一个成功的复杂系统（ Algebra，代数学）源于一个成功的简单系统（易）。但他们的极简，只证明到4，而不是2。Bouvet的朋友，微积分发明人莱布尼茨最终回到了老子“二生三”的思路上来，他写道：“中国人已经丢失了卦或伏羲的线形的意义或许已经有一千多年了”。他意识到，《易》的真实意思是二进制。莱布尼茨开发出人类第一台二进制原理的计算器——帕斯卡尔二代计算器，献给康熙。
2004年，在这件事发生了300年整的时候，这台计算器终于被送回法国展出。此时，从易的文化基因与ICT精神中成长起来的BAT，已开始成长为世界级互联网领先公司。
3、儒家文化与路由器原理
我们的发现并没有结束。孔子对《易》的权威解释虽然耽误了二进制的再发现，但《论语》却意外地在互联网原理高度上，成为启发中国互联网公司灵感的一个源头。
儒家经典《论语》的主要内容，是对人际关系网络的指导。核心是中庸，强调两个节点本身（“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联接（“波”）。在这点上与互联网的精神相通。
然而，更加不同寻常的是，《论语》描述的网络结构，十分近似英国伯纳斯.李对于WEB的描述，几乎是一部关于人际关系的路由器说明书。《论语》强调熟人社会，相当于路由器中的OSPF(Open Shortest Path First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最短路径的关系，就是熟人关系。路由器同样找最短路径来发送信息，只有邻接状态才会交换链路状态（LSA）。非邻接的路由器，要靠邻接的路由器来“介绍”。就好比腾讯微信中生人必须是熟人的熟人一样。由于最短路径随时随地变化，要把LSA与路由表分开。如果把路由表当作人际关系的普遍原则，链路状态（LSA），可理解为情境（上下文）。《论语》强调情境相关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的生存原则。
中国人并不是因为读了《论语》而对互联网有所感悟，而是长期浸淫于儒家文化中，因此对小世界网络等具有一种无师自通的感觉。无师自通，这恐怕就是文化的作用。
4、为什么会出现前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隔代遗传”
相较于“后现代的”计算机网络文化与“前现代的”中国文化的亲近，中国文化与“现代的”工业文化的关系相对疏远。我们称这种隔了一个现代化阶段的文化相似性为“隔代遗传”。硅谷和班加罗尔都具有农业文化与信息文化的“隔代遗传”现象。中国互联网文化与中国农业社会文化之间，同样存在这种“隔代遗传”。隔代遗传的本质，是文化范式从农业文化的自然复杂性范式，转变为工业文化的工业简单性范式，又综合为信息文化的信息复杂性范式。如此，可以理解为什么Simplexity受到欢迎。
英国的农业文化与中国的农业文化，都以个性化定制见长，而不以大规模标准化见长；3D打印出现，又出现个性化定制，也是一种“隔代遗传”。复杂性在更高的层次上被低成本处理。
“隔代遗传”当然不是复古，观察硅谷、班加罗尔和中关村，互联网文化实际是一种扬弃，即肯定一半，否定一半。否定工业化中缺乏定制，肯定工业化中的大规模；否定农业化中的缺乏大规模，肯定农业化中的定制，合在一起成为大规模定制。定制带来的复杂性成本，被以大规模平台分享的方式降低了。长尾曲线就是一种折衷，它平衡了规模（scale）与范围（scope）。
有意思的问题出现了：中国与英国都有长期的农业文化可供借鉴，而美国缺乏农业社会。从长远来看，当大规模定制的文化需要从历史中吸收关于定制的养分时，中国和英国会不会具有比美国的某种信息哲学上的优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