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如何全方位扩大内需——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强调要有效稳住经济基本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十五五”时期如何全方位扩大内需？浙江日报就此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扩大内需既是当务之急，更是长远之策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如何认识“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如何理解扩大内需在其中的战略性意义？

　　张军：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政治优势。对此，我们既要看到过去5年、10年的情况，哪些做得比较好、哪些方面还需要改善和加强，也要对未来5年、10年作出准确的预判。

　　从国际环境来看，“十五五”时期，我们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比如中美贸易摩擦，就让大家看到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是继续放任美元的霸主地位，还是要不断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另外，全球地缘政治也在发生巨变，伊朗和以色列、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不断，欧美之间关系也有微妙的变化。这些都将重塑全球政经格局。从国内形势来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党的二十大再次明确，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照这一主题主线，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还很艰巨。

　　因此，“十五五”时期需要着眼当下，采取一些策略，对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作出及时的反应。更重要的是要锚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时间轴展开战略部署，一步步推进，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情，以自身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在这一背景下，我认为稳步提升国内需求既是当务之急，更是长远之策。我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且需求仍处于可以快速释放的阶段，可以有足够大的购买力支撑国内供给侧的增长，这是我们应对外部扰动的最大底气。同时，中国还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中国市场的韧性和活力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机遇。

　　激发有效投资重点在于政府变革

　　记者：投资是国内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稳定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您看来，“十五五”时期如何稳市场、稳预期，积极有效扩投资？

　　张军：投资主要包括两部分，即政府部门主导的公共资本投资和民营经济主导的私人资本投资。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有关文件多次强调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这意味着目前不是没有投资，而是投资的精准性和效能还不够高，在一些领域还出现了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在未来的5年规划当中，我认为我们要对此进行针对性的改革。在我看来，激发公共投资和民间投资的重点都要落在推动政府的发展理念和职能变革上。

　　一方面，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公共投资主要靠负债来解决融资问题，地方融资平台曾经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一段时期内确实存在地方融资平台过度举债的情况，特别是在房地产行业比较兴旺的时候，结果后来反而拖累了经济的增长，也拖累了地方政府在其他领域支出的能力。改革的重点在于要把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面临的预算软约束硬起来，要推动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也要建立起更市场化的国有资本投资体制，确保国有资本有更大的耐心，注重对那些外部性强和战略性强的领域的投资。

　　另一方面，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民营资本是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这些年来，民间投资增速有所放缓，对GDP的贡献率有所下降，亟须通过改革使其保持在一个正常增长的轨道上。为了提振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的信心，国家和地方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最近又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关键在于如何落实，在于各级政府能否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约束好自己“伸得过长的手”。当前，部分地方政府部门还存在“长臂管辖”“远洋捕捞”等行为，严重伤害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感情。对于这类行为必须依法严惩，让制度“长牙”“带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革政府治理体制，提升文明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真正建设成为服务型政府。我注意到，浙江正进一步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做到对企业“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这方面全国要多向浙江学习。

　　释放消费潜力要推进分配领域改革

　　记者：消费作为国民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对拉动经济增长起着基础性作用。我国是全球潜力最大的消费市场，拥有14多亿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您认为，“十五五”时期如何释放消费潜力，让更多人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张军：从本质上讲，居民当期的消费支出水平反映了居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如果对收入增长和生活保障有乐观的预期，居民就会倾向于当期多消费，改善当下的生活条件，有时候支出甚至会超过收入，比如贷款买房。反之，就会倾向于多储蓄以防范风险，推迟和取消一些支出。

　　长远来看，需要在分配领域，尤其是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领域深化改革，来确保居民消费合理稳步增长。

　　其一，改革工资形成机制，推动居民收入特别是可支配收入的稳定增长。在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是其主要来源，且占比很大。因此，未来要在提升工资性收入上下功夫，而且政策要超前一点。首先，由政府制定的一些特定群体的工资，比如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中小学教师等的工资要提高。这些依靠国家财政预算的工薪群体在我国的就业规模中占比相当大，其收入需要有合理的增长。其次，市场化的部门比如企业职工的工资也要有合理增长。这既需要政府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来进行间接干预，也需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提升劳动生产率，为提高工资创造更大空间。最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就指出，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最后，要重视提工资和提物价的统筹，打破“低物价、低工资”的恶性循环。物价持续低迷会对企业投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长此以往会影响工资收入的增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物价涨幅目标设定为2%，既符合当前国内物价形势，也为宏观政策调控提供了更为准确的锚点。

　　其二，尽快定型我们的社会保障机制，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是制约消费水平的又一大因素。央行金融研究所课题组最新研究表明，中国居民储蓄率仍处于较高水平。我们需要在未来五年定型我们的保障机制，增强再分配领域的普惠性和公平性，可以释放更多消费潜力。一是尽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基本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最低缴费标准，特别是要提高中央统筹的比例，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二是完善全国统一的住房保障体系。目前各地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长租公寓等五花八门、标准不一。应当尽快形成全国“一盘棋”，农民工、特困家庭、老年人、刚毕业的单身青年等不同群体，都可以对号入座，得到相应保障。三是强化财政转移支付对困难群体和暂时困难群体纾困力度和精准度。比如针对低收入家庭，在税收、社会救助、生活补贴上提供帮扶；针对“一老一小”，完善托育养老机制，减轻家庭负担；针对就业难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补助和社保补贴，与企业联手加强技能培训等等。

　　培育新质生产力，创造更多投资和消费场景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这将会给扩大内需带来哪些新的机遇？

　　张军：应该说，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和政策重点更多地在需求侧，但这不意味着供给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相反，国家始终强调，高质量发展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就是供给侧的问题。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质量，也是促进需求侧改革、协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应有之义。

　　长远来说，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我们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十五五”时期，国家层面要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统筹布局，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各地可以结合自身经济实力、发展优势和实际需求，积极发展人工智能、微电子、生物医药、新材料、绿色环保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投资和消费创造更加多元化的场景。

更多精彩，请关注“官方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