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市场经济的逻辑治理“内卷式”竞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强调“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价格是市场供求变化的“晴雨表”，也是观察宏观经济态势的一个重要指标，保持价格稳定应是宏观经济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稳定经济运行必须重视价格信号的变化，把稳价格作为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重要措施。

　　“内卷式”竞争加剧了价格下行压力

　　当有效需求不足而出现产能过剩时，硬预算约束的经营主体的通常反应是通过价格竞争或非价格调整应对市场变化，这也表明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导致“投资饥渴症”，即国有企业的支出不以其收入为限，它可以通过软补贴、软税收、软价格等把风险转嫁给政府或银行，从而导致企业盲目扩张规模，最终形成投资需求过度的局面。而在价格受到政府干预时，市场可能出现抑制型通胀，引发一定程度的短缺。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民营经济大发展条件下，企业的预算约束逐步硬化，家庭部门的预算约束完全硬化。在这一背景下，企业和家庭对价格的敏感度显著提升，使得价格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当需求不足时，价格自然呈现下行趋势，这不仅表明经营主体受到更严格的市场约束，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市场化改革的成效。因此，价格疲软本质上是一种供过于求的市场现象，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

　　然而，当下激烈的价格竞争并没有自动淘汰过剩供给或低效供给，实现市场的重新均衡，而是陷入了产业的“内卷式”竞争，即企业普遍选择同质化、低水平、相互压价的低效竞争。“内卷”持续恶化的问题在于市场出清机制出了问题，价格信号无法充分反映供需，消费者与生产者对涨跌缺乏灵敏反应，导致过剩产能长期滞留。当需求收缩、价格下行时，有的国有企业可以凭借地方财政或信贷支持继续生产，成本低于市价仍不停产。真正自负盈亏的民营企业则在价格被压至成本线以下时无力弥补亏损，率先退出，市场结构由此进一步扭曲。特别是有的地方政府在激烈竞争中，往往会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如零地价、财政补贴等，从而扭曲了企业的进入成本。同时，本该退出市场的低效企业可能是地方的纳税大户或地方GDP的重要贡献者，有的地方政府会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保护，试图让这些企业继续存活，从而使退出机制受阻。

　　加大政策力度保持价格稳定

　　如何实现价格总水平的稳定？在政策选择上，可以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这是短期内较为有效的手段。

　　在财政政策方面，有以下三个重点需要关注：一是关注税收收入在同比下降的同时非税收入同比快速上升的现象。减税政策可以提升企业投资需求，但非税收入的快速增长可能抵消减税政策的积极效应，导致企业经营成本上升。二是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刺激力度。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财政政策应加大力度，适当提高赤字率。三是激发地方政府活力。过去，地方政府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在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由于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导致财政缺口不断放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和消费能力。因此，未来应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化解地方债，激发地方政府活力。在货币政策方面，不仅要关注名义利率，更要关注实际利率水平，提升货币政策的效果。

　　提振消费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但提振消费的关键是增加收入。如果寄希望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环节向劳动收入倾斜，则因企业盈利承压、调整时滞较长，会出现“远水难救近火”之态。另一个办法则是财政政策取向问题，由传统的“重投资”转向“投资于人”，通过消费券、财政补贴以及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村老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除此之外，稳消费的根本在于稳收入，稳收入的核心在于稳就业，而稳就业的核心是稳企业，企业部门能健康运行。只有当企业具备可持续的盈利能力与扩张意愿，工资性收入方能获得内生增长动力。除了一般的宏观经济政策之外，企业的良好经营也和当前的改革有关，包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对民营经济的切实保护、企业的营商环境，特别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等等。

　　提振信心也有利于稳定价格总水平，因为信心对于促进企业投资需求和家庭消费需求至关重要。信心表现为对实现行为任务目标成败的外在感知、情绪反应、外在意识。影响企业和家庭信心的因素众多，其中资产负债表的收缩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处于收缩状态，当资产价格下跌，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下降可能会产生财富效应，使企业倾向于减少负债和投资，家庭则可能选择减少负债和消费支出，这一连锁反应最终会导致物价总水平下行压力加大。因此，当前稳定价格总水平的重点之一是稳定资产价格，特别是稳定股市与房地产市场至关重要，这有助于改善企业、家庭及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从而提升经营主体对未来经济的信心，促进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进而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稳定。

　　深化改革维护良好的市场价格秩序

　　有人认为“内卷式”竞争是过度竞争导致的，主张采用行政手段限制竞争，甚至政府出手直接进行限价。用行政手段限制“内卷式”竞争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可能反而会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调节作用。“内卷式”竞争并非市场竞争过度，而是市场机制扭曲所导致的资源错配，主要是市场出清机制的缺失，即过度或低效供给无法在市场竞争中自动退出市场，从而产生恶性价格竞争。因此，应遵循市场经济的逻辑治理“内卷式”竞争，维护良好的市场价格秩序。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必须回到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的主线，通过硬化预算约束、剥离隐性补贴，建立由价格决定进退的市场出清机制。这一机制涉及三方面内容：其一，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特别是加大产权明晰、政企分开的改革力度，进一步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使其能对价格信号作出敏感及时反应，根据市场原则进退，特别是让“僵尸企业”及时退出市场。其二，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厘清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弱化地方政府以财政手段维系低效产能的激励，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其三，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在更多领域引入竞争政策，保障各类主体平等准入与退出。

　　通过制度变革提升经济活力，对于稳定价格水平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例如供给侧改革不断激发经济增长新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加快经济企稳回升，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相关制度改革在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等方面提供更有力的制度保障，那么企业的投资意愿有望得到提振，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促进劳动者收入增加，从而促进价格总水平的稳定。同时，技术创新能够带来新供给，而新供给的出现往往能够创造新的市场需求，进而提升经济整体活力。

　　产业转型升级能够有效化解“内卷式”竞争带来的低效率问题，打破依靠低价、低质量和低成本赢得市场的旧有模式。要实现转型升级，一方面需要建立健全的产权激励机制，激励企业创新；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利用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提升企业竞争力，健康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此，需要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同时，出台产业支持政策，提升整体创新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