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全球信息化正在朝着高端方向发展,主要特征是在数字化和网络化基础上,智能化正粉墨登场:企业的经营模式被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深刻变革。O2O、分享经济、跨界整合等诸多新的经营模式以及移动出行、互联网金融、移动医疗等互联网技术广泛应用,有可能会颠覆传统的企业概念、社会生活内涵、政府治理方式等,进而重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模式。

 
  政府用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手段来宣传政策法规正被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取代,政府用实体手段提供服务和管理也让位于互联网服务与管理。在这样的环境中,政府若要实现华丽“转身”,就必须依赖大数据支持,打破现有的数据分割体制,构建共享平台,实现政府流程的再造。
 
  互联网改变了政府治理环境
 
  首先,政府公共服务外部性被赋予新的内涵。按照传统公共管理的理论,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和职能,因为公共物品具有外部性(如路灯、灯塔,任何人都是可以使用的)。这是公共管理理论长期坚持的基本观点,也是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税收理论的基础。但现在,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一些网络平台,诸如百度、谷歌尽管是私人公司创办的,但任何人都可以上网搜索和使用,并不必为此付费。拥有数亿用户的微信也是免费提供的,它甚至成为当今人们交流的主要方式。
 
  由此要问,在这些领域,公共与私人公共服务的边界在哪里?谷歌、百度以及微信为什么可以具有外部性?微信中形成的社交群体,通常被人们视为社会组织形态,人们之间互换信息、提供服务,也呈现出了外部性。在这里,政府、企业和社会的边界变得不是清晰了,而是模糊了。在模糊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和职能预示着公共管理、市场管理和社会治理方式方法及其理论都将发生革命性的进步。
 
  其次,组织方式日趋平台化。著名企业家史玉柱曾提出:“在我看来,未来公司就是一个平台,公司组成的大平台,然后让很多小的团队在上面跑,谁跑赢了谁就成功了。”一语道破公司的平台化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社交网络、传感器网络以及企业、学术部门、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储存了巨大的数据,那里面有人、有时间、有地点、有事物、有事件,国际国内,古往今来,彼此之间还相互关联。大数据每年以6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在数据储存和处理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计算机的各种认知能力不断扩张,如触觉、视觉等,它将与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一同发展,并与人类互动。
 
  过去人类通过个体和集体以及传统的通讯方式建立的市场体系正在发生变化,互联网改变了市场的外部场景和内部认知系统,随身不离的手机已经成为人类认知系统的延伸。
 
  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预见到了“网络企业”的出现对就业、工作方式的影响。他写道,“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
 
  未来“网络政府”的出现也不是没有可能,在社交网络基础上的政府,也需要建立自己的“朋友圈”来创新治理模式和服务供给方式。政府将主动公开信息与市场社会分享,激发企业和居民的积极参与,努力建设“开放和分享型政府”。
 
  互联网环境下的政府流程再造
 
  第一,适应互联网环境的决策模式。互联网时代,消费者消息灵通、选择空间大、消费需求苛刻,加上企业之间竞争激烈,这就要求企业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信息和便利。“数字打假”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手段,并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目标。“数字打假”成功地节省了政府的行政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美国医疗系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正在改变人们原有的消费需求模式。数字时代的新消费模式正在打破原有的旧模式。这是当前认识互联网对政府决策影响的前提。
 
  第二,应对互联网环境的“马背原则”。政府角色是互联网时代的角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政府角色。互联网时代,政府是要给互联网立规矩。问题恰恰在于,网络企业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法律、法规和政策变化,以过去规避风险的经验来约束未来的行为,在传统社会往往是可行的,特别是在那些不流动和变化缓慢的社会中是可以的,但在互联网时代却不适应。政府决策如果在“马背原则”下实施,可能会比传统意义上的决策实施更加奏效。
 
  “马背原则”讲的是在美国许多西部大片中看到的情景:骑在马背上的牛仔将马勒住,对周边情景进行一番观察,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因为他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变化的互联网、消费者以及企业来说,政府要想使自己的政策奏效,就必须成为马队中的一员,而不是临时叫来救火的“消防队”。许多新事物、新业态,与其马上规范,不如给它们一个发育的时间和空间,待趋势明了再做决策,岂不更好?
 
  第三,构建互享信息、互信互利的合作平台。在互联网时代,政府部门必须建立一个为自己决策服务的,目的在于寻求更好决策方法的超级大数据系统。把层级节制的政府决策转变成无缝隙的决策过程,需要寻求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一整套不同的组织原则,即政府流程“再造”,通过“再造”使决策机制充满新的活力,这是适应新形势的强有力工具。
 
  当前我国搭建统一数据平台的关键问题是,政府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信息不能有效共享,大数据在当前遇到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机制问题。国家治理体系依赖于制度建设,应当从制度建设入手来重构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互动与协同治理体系。
 
  要紧紧围绕“透明、参与、协同”的原则来完善制度体系和政府的治理水平,提高企业信息的开放水平和全社会的参与水平。政府应当更加关注信息公平、共享,保护民众的参与,同时加强企业和民众的合作,以此打破行政壁垒,转变干部作风,建立开放共享的服务型政府和政府治理与服务平台。
 
  原标题:互联网呼唤开放型政府
  作者: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 丁元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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