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互联网是首先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普及、而且也很早以前就在美国扮演过舆论监督的重要角色(如曝光克林顿性丑闻的德拉吉报道)，但是，西方社会由于大众传媒享有的自由，使得互联网没有成为舆论监督的主角。从去年到现在，包括卫报、路透社、今日美国报、俄罗斯新闻时报、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在内的多家西方主流媒介不约而同都对中国的互联网舆论监督特别是人肉搜索进行了报道与评介，显然，他们认为中国在互联网上所发生的舆论监督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舆论监督不是个独立的新闻学课题，严格地说，在理论上它只是新闻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由于传统思维在一个时期以来坚持弱化负面新闻信息，在很多方面只许说好不许说坏，传媒不敢越雷池一步，于是，舆论监督几乎处于无所作为状态，特别是在主流权威传媒的版面或节目中，表扬与歌颂占压倒优势。当然，稍懂一点政治学或舆论学就可明白舆论与民意可疏不可堵的道理，就像高压锅，当常规通道被卡住时，就可能出现非常规的喷发。
在这种背景下，由于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目前已经有3亿左右网民，网上的言论与报道空间事实上已经无法束缚，因此，去年以来网上揭露出来的丑闻此起彼伏，以至于2008年被网民称为网络舆论监督年。
从捂盖子到开窗户
过去各地一旦出现灾难或事故，当权者的习惯做法便是封锁消息。虽然今天也还存在这种现象，不过，理智的官员已经明白如今已经很难一手遮天掩耳盗铃，尤其是网络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在问心无愧、没有主观过错的前提下，与其遮掩不如公开。
今年2月，网上盛传一宗热门新闻，也就是所谓“躲猫猫”事件，在押嫌犯非正常死亡本来在现实中不是个别情况，不过，当网民把矛头直指公安部门时，云南省委宣传部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创举：公开在网上召集网友，组织网友调查委员会，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在事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面向新闻界与网络界进行了说明与解释———作为调查委员会的创意者与新闻发布会的发言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的话题重点并不是在“躲猫猫”事件本身是非对错，而是如何面对网络监督。这位在新华社工作过十多年的宣传部官员认为，表达权和监督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宣传部门对此可以有所作为，他说不仅是案件，重大矿难、安全生产事故、公共卫生事件都可以用类似的形式让网友参与进来，让社会公众有机会接近事件的核心现场。他用了个形象的说法，“既然这个窗户打开了，就不要再关上。”
这是在发生重大舆论风波时，头一遭由省一级党委宣传部门负责人出面，组织倡导而不是拒绝或禁止网友与新闻界进行调查报道，此事发生在全国“两会”前，按照惯例是“敏感时期”，所以格外耐人寻味，它表明了新闻舆论的管控已经走向了务实与开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堵了之”、“躲开闭嘴”的作风让位给负责、自信与勇气的工作态度。
一有突发新闻就上网查看
自发、及时、即时、客观、未加审查地传播，是互联网报道传播新闻信息的特点。特别是在有突发新闻时，人们已形成的新的媒介接触习惯，便是立即上网检索，而不是打开电视或收音机。
并不是官方广播电视机构在技术上无法与互联网比拼速度与效率，坦率地说，由于种种条条框框约束，如今一些新闻机构已逐渐蜕化成其反面，也就是主要发表不是新闻的新闻以及扣发是新闻的新闻。
央视新楼“大裤衩”元宵节大火事件，就是先由论坛与博客发布的。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拥有最现代化、最多专业新闻采编人员的中央电视台，却没有对这一重大新闻事件进行直播，而事实上央视有责任、有义务也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对这一关系到首都安全的重大新闻进行直播，况且据说现场就有摄像机在工作状态拍摄实况。
尽管针对互联网也存在着“打招呼”发布禁令的现象，但是网络世界的无边无涯以及网站的海量，使得这种监控只对有数的主要的网站有效，更多的网站是政策鞭长莫及的，即使是几家主要的搜索引擎奉令过滤关键词，也难以堵住新闻信息的流传———仅仅从有效管理半径的角度出发，如今的互联网也已经大大超出了任何行政机构的能力所及。
在搜寻敏感信息时，即使是受到严格查禁，但是换一个角度或换一个说法甚至换一种语言，就很容易达到目的。
眼下，中国的传统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已经不再是发起人，即使偶尔率先发难，也只是引爆导火索，真正有杀伤力的还是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