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除了甘肃代表团外,来自全国30个省份和23个中央单位、22名省级党政一把手和11名中央单位一把手加入“网聊大军”,如此大规模的官员网聊,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网络将“两会会场”延伸到人民大会堂之外,“与会者”也从5000多名代表、委员扩展到近3亿网民。他们的话题大多与民生有关,也不回避“负面事件”。网络进一步拉近了群众与官员的沟通距离,许多网民也表示,希望“网络问政”不会是每年两会期间才开放一次的昙花,更不愿意看到网络成了某些地方官员的“秀场”。

  

  

  

官员上网名单

  两会开幕前夕,温家宝总理做客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这是继去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网与网友交流后,我国最高领导层再次与网民展开互动。温总理与网友2小时的网络“炉边谈话”,拉开了今年“网络两会”的序幕。

  今年的两会期间,南方都市报记者对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中国政府网以及搜狐、新浪等进行了统计,除了甘肃代表团的官员外,全国30个省(市、区)106名官员,和23个中央单位的30名官员都先后与网友互动。两会期间,如此大规模的官员网聊,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今年的“网络两会”更多体现在民主参与、平等对话,互联网把以往高不可攀的“两会”变得普通网民都可以“议政”。据不完全统计,通过网络关注“两会”的网民,远远超过了1亿人次。

  变化:温家宝拉开“网络两会”帷幕

  “我一直认为群众有权利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并且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政府也需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推进政务公开和决策的民主化。”2月28日,温家宝与网友交流时强调对民意的重视,也推动了“网络问政”的进程。

  在今年的两会新闻中心也有了新变化:首次设了网络访谈室,举行了多场代表“网聊”,邀请网友与代表一起参与重要议题的讨论。

  另外,每名全国政协委员发一台装备了特殊系统的笔记本电脑,简报、媒体相关报道、各种两会信息应有尽有。委员们还可以通过电脑提交文件。

  今年,全国人大辽宁团更在团组讨论时首次进行了卫星电视多点直播,让民众可以远程“插话”两会小组的讨论。

  统计:至少136名党政官员参加“网聊”

  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触网为官员们作出了“表率”。今年两会期间,政府官员与网友互动的人数激增,将两会会场从“人民大会堂”延伸到了网络中,“与会者”也从5000多名代表、委员推广到近3亿的网民。

  据南方都市报记者统计,截止到昨日,两会期间在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中国政府网以及搜狐、新浪等网站,除甘肃团代表的官员没网络访谈外,全国30个省(市、区)至少有106名官员参加与网友互动的访谈,其中江苏省的官员最多,共有10名,其次是黑龙江,有9名,四川有8名。而作为中国网民第一大省的广东,湛江市委书记陈耀光等官员也参加了网络直播访谈。

  甘肃团新闻联络员赵亚峰昨日向南方都市报记者证实,甘肃团的官员在两会期间没有做过网络专访。他表示,甘肃省的官员是非常欢迎通过网络做访谈的,可能两会期间领导们活动安排过于紧凑而没时间。甘肃省委书记陆浩也是位老网友,分别于去年9月1日、3日、5日作出具体批示,委托甘肃省委办公厅3次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以“跟帖”的方式回复关注甘肃的网友。

  两会期间参与网聊的各地官员中,有省(市、区)委书记,也有县长。10个省份党委书记参加了网聊;12个省份的最高行政长官与网友互动。参与网聊的各省官员中,除副省级官员外,还有占得最多的地市级官员,高达64人。23个中央单位的30名官员中,“一把手”就占了11人。

  内容:应对危机、促进发展和就业谈得最多

  南方都市报记者统计,今年两会期间参与网聊的官员中,访谈的内容包括当地的经济发展、就业、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大家普遍谈得最多的话题是怎么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就业问题。

  南方都市报记者统计,谈就业的省份占绝大部分,其中西部和中部省份的官员谈的就业问题最多;广东、河北、海南、陕西、上海、西藏等就业压力较小的6省份的官员在网聊中没有谈到就业问题。

  而在中国的一些劳动输出省份中的官员中,几乎都谈及了就业的问题,其中安徽、四川、江西、河南、广西等省份有多名官员都谈到就业的问题。

  亮点:对网友提的“负面事件”不再回避

  在官员网上访谈的内容中,有个亮点是对网友提出的“负面事件”不再回避,而是坦然面对。他们回应“负面新闻”有澄清不实传闻、解释政府工作对该事件的做法或看法、对影响恶劣事件的表态、通报最新进展、总结和反思等类型。

  最先是由江苏无锡市长毛小平在3月3日向新华网网友解释“城管拆报亭事件”是“纠正”整治活动;随后,天津市长黄兴国解释“公路霸王收费”缘由和进展;财政部新闻发言人解析财政预算报告赤字计算方法;江苏盐城市长李强通报并反思水污染事件;四川副省长黄彦荣澄清“中国四川景点一票通(特惠票)”事件。

  在网络外,很多“敏感话题”都是由所涉及的有关省份、部门的官员通过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来回应。最先“带头”的是重庆副市长黄奇帆和贵州副省长禄智明,分别对《中国青年报》和新华社回应“出租车集体停运”和“瓮安事件”。

  两会期间,共有14个省份官员,9个中央部门及2所高校负责人都回应了网络传言。其中,躲猫猫事件、瓮安事件、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都由多个部门的官员进行了回应。

  问题:网友不愿看到网络成为官员“秀场”

  如今,许多网友还将不同身份的人上网作了带有“讽刺”意味的称谓:官员上网叫“与民互动”,人大代表上网叫“体察民情”等。显而易见,网友们不愿意看到网络又成了某些地方官员的“秀场”。

  3月7日,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就“躲猫猫”事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云南省政府不愿意也没有打算掩盖任何事情,“阳光政府不怕别人问三问四”。云南省检察长王田海称躲猫猫事件反映检方监督不力。

  云南省长秦光荣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网民已经开始参与行政问责,但他没有点名“躲猫猫”事件。

  云南的高层官员坦然面对“负面新闻”,但在3月7日云南代表团开放日中,被记者们质疑“内定提问记者”,备受关注的“躲猫猫”事件未能在记者会上得到回应。

  云南两名参与网聊的官员中,其中就有躲猫猫发生地的昆明市市长,他在网聊时也没有回应“躲猫猫”的问题。

  希望:网络问政不能两会时昙花一现

  向高层的决策者传递意见的方式,网络的门槛最低、反映的意见也是最原生态。北京的一位跑两会的记者针对人民大会堂北门限制媒体记者“堵截部长”的做法表示,“要是老百姓能像查114一样方便,还有谁去堵部长呢?”

  如今的网络进一步拉近了群众与官员的沟通距离,许多网民也表示,希望“网络问政”不会是每年两会期间才开放一次的昙花。

  在两会结束后,许多网友就建议“网络问政”常态化、固定化和制度化,建立一整套公开的回复与处理的问责机制,让公众与网民进行监督。真正在网络上实现党委、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互通,逐步在网络上赋予公民参政议政的可能和条件,从而打造更阳光、更透明的政府。

  打造阳光型政府、保障公民知情权也是我国所追求的。去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外的政府信息,原则上都应向社会公开。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曦认为,要使网络与现实的互动成为常态。政府应该对官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如何正确对待网络意见,及时发现和疏导民间的怨气,把矛盾化解在萌芽之中。

  探讨:网络监督只能起到补充作用

  据今年1月份发布的最新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中国网民总数已达到2.98亿人,但能够经常上网的人在中国毕竟还不到1/4,“网民”基本生活在富庶区域,但是广大农民以及困难群体,可能不知道网为何物。

  法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代表说,在依法治国的社会里,法律才是解决问题的主渠道,网络监督的兴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部分群众现实诉求渠道不畅,网络监督只能起到补充作用。应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体制和机制,在现有的合法框架内解决问题。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仲川代表认为,必须创新机制,确保百姓有效参与的畅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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