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信息应该以不公开为例外

　　类似清华的研究报告，这几年中并不少见，结果均指向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的低下。用数据说话，可以称之为不及格；凭着感性的认识，可以发现很多地方财政运行混沌模糊，预算难以公开，财政运行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且浪费严重，甚至滋生了不少腐败问题。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现实。

　　财政必须更加透明，这一点确定无疑。财政不透明，行政成本岂能真正趋于合理？财政不透明，地方债务数量也云里雾里，人们所担心的财政风险，就一直会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财政不透明，公共财政体制必定是跛脚的，又谈何民主财政？财政体制的完善，也最终会成为一句空话。

　　倘若观察地方官员们的表态，则可发现，对于预算公开、财政透明，无一例外是支持的。很遗憾，言语上的态度与实际的结果并不吻合。有学者在做相关研究时发现，通过公开出版物或网站能够获得的财政信息是非常少，表明地方政府财政信息主动公开的意识并不强。这也说明，围绕财政透明度的提升，其中一定存在着某些困境。

　　在过去的几年中，随着吁求预算公开的声音分贝不断增大，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于预算信息采取了有选择的公开策略。这种“有选择”的选择背后，其实是既得利益不愿意被触动。说到底，财政的透明会影响到一些人、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故而阻力很大。显然，财政的透明不能光靠官员的自觉，而必须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进行倒逼。

　　这种倒逼力量，既可是自上而下，也可是自下而上，重点是依托于法治的框架。自上而下，是行政性的压力；自下而上，则是民意的压力。这些倒逼力量不可或缺，但关键还是在法治维度上推动财政的透明。而财政的透明，很大程度上是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践行。

　　这里有必要指出，随着时代的变化，《保密法》的一些内容已经不适应形势，需要修改。事实上，一些官员往往借用保密思维，以保密为幌子，来试图遮盖本应公开的信息。这样的思维和举动很糟糕。驱除无厘头的保密思维最好的办法，是更新相关法律，明确界定国家秘密的范围，让一些人无借口可找。财政信息原本应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而不是相反。

　　《预算法》的完善是另一个制度层面的任务。对于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的内容、时间、范围、程序和时间，未来理应有更清楚的要求。在制度更完善的基础上，推动财政的透明。有人虑及国情，希望财政信息公开也走渐进之路初听起来不无道理，但法律制度一旦明确，其实已没有缓冲可言。

　　也就是说，该公开的财政信息，就须公开，而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该细化的信息就须细化，而不是含混笼统。推动财政的透明化，还须对违反制度者施以问责或其他惩罚。倘若缺少关乎痛痒的惩罚，光是舆论的批评指责和呼吁，效果可能未必好。

　　本报今天报道了山东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方面的尝试。这种尝试，当可视为财税体制改革将整体推进前的某种探索。财税体制改革需要破局，需要深化，其意义毋庸置疑。今天我们想补充的是，未来财税体制领域一系列的改革，都应伴随着整个财政体系的不断透明化。没有一个透明的财政体系，未来的改革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