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说,方案的设计思路是:①开发手机APP,鼓励市民“随手拍”,群策群力举报野广告。②城市管理部门同其他相关部门共享数据,提取野广告的违法企业或个人联系方式,对其采取停用通信服务和列入信用“黑名单”等处理,倒逼违法企业或个人整改和停止违法。③基于举报数据开发野广告管理信息系统,对野广告进行数据挖掘和针对性治理,并采取信息公开和部门联动治理。④设立公用广告栏,疏堵结合,使广告需求可以释放和满足,减少野广告滋生的土壤。
 
  ⒈“随手拍”与群防群治
 
  城市管理的“一双眼”,不如老百姓的“千万眼”。因此要发动群众,特别是开发手机APP,让群众方便参与。采取举报有奖的激励措施,让群众有动力去监督。治理野广告的手机APP,需要具备如下功能:首先是开发“随手拍”功能,使举报人可以对野广告拍摄取证。拍摄的照片可以自动嵌入精确的地理信息(即有GPS功能),便于有关部门的验证和追查。这样一来,热心市民可以利用APP拍摄野广告,并实时上传给城市管理部门。其次是开发文字识别系统,类似于“名片管家”等APP,自动识别电话或手机号码等联系方式,使野广告上的商家名称或姓名、通信号码等关键信息可以自动识别并上传。
 
  在数据后台,可以记录每条举报的如下关键信息:举报人的信息(姓名、联系电话);被举报的野广告的商家名称或姓名、通信号码;野广告被发现的位置(街道、门牌号或建筑物)。这些信息可以汇总到城市街区地图,借以呈现野广告的分布特征,并为开发进一步的应对策略提供依据。比如,据此可以得知哪些地区的野广告最多,哪种类型的野广告最多,哪些商家或个人的违法记录最多,哪种野广告的散播范围最广,等等。
 
  对于举报人,可以设置一定的奖金或抽奖机会。因为举报人看到了野广告,就意味着广告到达目标受众(即便是百度竞价广告,也是以点击量付费的)。野广告占用公共广告位置,等于侵占了公共利益,所以奖金应由违法公司作为“广告费”支付。举报人每次举报不重复的野广告,都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并有机会凭积分获得不同形式的奖励。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开展评选野广告消灭“达人”“城市之星”等奖励活动,提高市民抵制野广告的意识,鼓励更多市民行动起来消除野广告。就此而言,这一做法不光可以治理野广告这一城市痛点,也可以如此治理占道经营、乱扔垃圾等城市痛点。
 
  ⒉部门联动与信用建档
 
  野广告的治理需要跨部门协同,具体包括城管、电信、工商、公安、司法等部门。首先,由城管部门锁定野广告的联系电话,通知其违法行为及违法区域和地点,并要求其限期整改。或者由环卫部门恢复原状,但是需要由野广告的张贴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其次,城管部门与电信部门(及各类通信服务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跨部门联动,治理野广告。城管部门同电信部门共享APP获取的野广告数据,并在责令整改无效后,通过电信部门予以停机处理。目前所有固定电话和手机都已实现实名认证,所以可以请电信部门提取野广告上的联系电话,及其对应的实名认证的身份证信息或企业登记注册信息。
 
  与工商管理部门、公安部门、司法部门等相关部门合作,基于APP收集的野广告数据,建立企业和个人的信用黑名单。“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将违法野广告的信息在网站、APP、微信、微博等媒体公开,督促违法广告商或个人移除。但需要参考相关法律法规,确定是否符合要求,以避免侵犯个人隐私。考虑到野广告的当事人本意是为了做广告或公开宣传,“扩大”其广告效应不存在侵权问题。对于违法广告(如办假证、开发票、色情、赌博等),交由公安部门处理。如果因为野广告上了黑名单,就可以在信贷、乘机、乘车等方面予以限制。据此可以产生连锁反应,倒逼这些违法企业和个人主动整改,恢复原貌并支付罚款和“广告费”。目前在金融信贷领域和司法执行领域,都已采取信用黑名单的做法,因此完全可以在野广告治理领域加以使用。
 
  ⒊变堵为疏与柔性管理
 
  野广告的治理,特别是合法广告的治理,需要疏堵并举甚至变堵为疏。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做法,在公交车站、商场或其他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设立公开广告栏,供企业和个人免费或低价使用,减少违法张贴野广告的需要。一方面,此举可以减少野广告的生存土壤,使广告有路可出。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低价服务而获得清理野广告的资金。
 
  与此同时,建立各类市政和社区服务的网上“黄页”,愿意在此登记的企业和个人,在通过相关部门核验后可以享受免费广告的服务。比如,疏通下水道、开换锁等方面的居家服务,居民应急需要,但是又得不到合法信息,为野广告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果政府或社区可以提供此类企业的黄页信息,则可以方便居民,也减少了野广告滋生的必要性。
 
  ⒋技术创新与智慧管理
 
  本次提出的治理方案,需要如下技术手段予以支持。首先,可以支持“随手拍”的手机APP应用。尽管可以在微信或微博等其他应用上搭载野广告治理模块,但是目前微信服务号或微博客户端都还不具备个性化服务功能。如果可以实现微信或微博的功能搭载,则可以据此执行;否则,就需要开发专门的APP。目前,许多城市政府部门已经开发了相关APP,只需要在其基础上加载适合野广告治理的模块或功能,就可以实现上述目的。因此,总体来说本方案需要的改造成本不高。
 
  其次,需要开发野广告治理数据管理系统。政府部门需要开发一套管理信息系统,能够将APP获取的野广告数据予以汇总、清理、分析、解释和辅助决策。因此,需要开发野广告治理数据库,建设管理信息系统,并利于各部门共享共用。
 
  再次,需要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动机制。需要建立一个数据开放和共享平台,使城市管理、电信通讯服务、工商管理、公安、司法等相关部门可以共享野广告数据,并实现互联互通,推动联合执法。
 
  最后,需要协调相关部门,所以需要通过区政府乃至市政府沟通联系。此外,在疏导广告方面,需要改造已有的广告栏,或者设立新的广告窗,以满足这些广告商的需要。
 
  (三)智慧城市治理方案的特点和优势
 
  综上所述,通过本方案提出的多措并举策略,可以持续根治野广告这一城市痛点。概而言之,本方案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和优势。
 
  首先,这一设计理念是智慧城市的具体应用,体现了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理念。本方案借助流行的Web2.0技术,实现了数据采集、共享、决策支持等功能,有望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典范。与过去单纯依靠环卫部门“围追堵截”的做法不同,本方案注重依托信息技术去创新,为城市管理部门的智慧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和技术依托。
 
  其次,该方案突出协同创新,为加强跨部门和跨域治理提供了平台。野广告的治理不是单个部门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多个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创新才能实现。本方案注重公众参与和跨部门合作,推动和激励社会公众、城市管理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及组织等共同参与,体现了群策群力和众创众筹的万众创新精神。
 
  再次,城市痛点很难“一招鲜”地解决,本方案强调多管齐下的综合治理。野广告的治理殊非易事,也不是一两项举措就可以轻松解决的。本方案从多个方面入手,采取多种相互关联的措施去治理野广告,做到奖罚分明和疏堵结合,能够产生综合收效的持续作用。
 
  最后,该方案经济实用,对政府财政资金的要求较低。总体来说,本方案的资金预算不高,其中主要开支为APP开发和测试费,以及数据库建立和维护费。如果广告栏可以使用既有的设施,且能够获得广告费等运营收入,则总体成本几乎为零。过去的解决方案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且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回报。本方案几乎不需要城市管理部门额外增加支出,并且可以基于方案本身的收益而得到持续运转,体现并践行了精简节约的原则。
 
  四、讨论与结论
 
  以野广告为例,探讨了通过智慧城市治理痛点问题的创新之道。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理念还可以在占道经营、垃圾暴露、窨井盖缺失等城市痛点和邪恶问题上加以应用,并可以采取类似的理念和手段。至关重要的,政府部门是否有动机和能力去推动智慧城市发展[8]。与此同时,智慧城市绝不意味着上马耗资惊人的工程项目,而是基于城市需求出发的治理创新[9]。基于本方案,可以开发治理其他城市痛点的智慧城市创新方案。具体来说,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需要关注如下领域。
 
  首先,推动信息技术的智慧应用。本方案借助流行的Web2.0技术,实现了数据采集、共享、决策支持等功能,体现了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理念。在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中,需要引入和开发信息技术,特别是基于大数据技术的综合应用平台,使其能够为智慧城市提供技术依托。
 
  其次,突出智慧城市的公众参与和协同创新。本方案注重公众参与和跨部门合作,推动和激励社会公众、城市管理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及组织等共同参与,体现了众创众筹的万众创新精神。智慧城市不是某个政府部门可以独力实现的,也不只是城市政府的职责,而是有赖于各个行动者的通力合作。一方面要推动各个政府部门的跨部门协同,另一方面是加强政府部门同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合作,实现跨部门的共同生产(coproduction)和共同创造(cocreation)。
 
  再次,注重智慧城市的多管齐下。本方案从多个方面入手,采取多种相互关联的措施去治理野广告,做到奖罚分明和疏堵结合,能够产生综合收效的持续作用。智慧城市是一场系统革命,需要多种措施的共同支撑。此外,还应强调智慧城市的经济实用。目前对智慧城市的理解和应用仍然存在值得关注的误区,如贪大求全、作秀猎奇和吸引眼球,存在误用、滥用和走样等问题。本方案体现并践行了精简节约的原则。
 
  以野广告治理这一城市痛点为例,提出了基于智慧城市理念的治理创新方案。该方案不仅可以用于野广告治理,还可以举一反三而应用于其他城市痛点的治理创新。与此同时,本文的研究表明,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是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可以结合城市痛点等邪恶问题加以推进。在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领域,特别需要加强学术界与实践界的互动与合作。城市痛点是令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倍感头疼的难题,需要得到研究人员的参与和支持,通过学术界与实践界的协同创新,促进智慧城市理念的贯彻落实。
 
  尽管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可以通过应用大数据技术、加强公众参与、推动跨部门协同和采取多管齐下等机制,实现对城市痛点的持续治理,但是并不意味着智慧城市就一定可以获得成功。如果缺少城市政府领导层的政治意志和大力支持,没有公众参与和跨部门合作的文化氛围,就很难实现智慧城市的持续创新。因此,虽然智慧城市的治理创新理论描绘了值得期许的美好未来图景,但能否及在何种情况下实现,仍然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与此同时,可以推动城市之间的学习与合作,使城市之间建立智慧城市的创新联盟,推动问题共治、数据交换、代码共享和创新共赢。痛点问题普遍存在于各类城市,虽然会有不同表现形式,但是总体特征是趋于一致的。城市政府之间的学习与合作,将有利于最佳实践的传播和扩散,并降低城市治理创新的成本。因此,智慧城市不仅体现在城市内部的参与和合作,而且反映在不同地区、层级和类型的城市之间的合作创新。未来应进一步研究智慧城市之间的创新合作与协同治理,并揭示其动因、特征、过程和影响。
 
  参考文献:略。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马亮
  本文刊载于《电子政务》2017年第6期,转载引用请注明。
  马亮. 智慧城市如何治理创新? ——面向城市“痛点”的系统设计[J]. 电子政务, 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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