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市市长徐立毅以普通市民身份微服“暗访”,体验简政放权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没发通知、没打招呼,在多个行政服务窗口,体验了四件事的办理过程。结果,由于材料不全、表格版式不同、审批权限不在本级、需开具其他证明等各种原因,整整一上午,徐立毅在政务窗口体验的这四件事,全都吃了“闭门羹”,都没能实现“最多跑一次”。

 
  无独有偶,近日浙江庆元县委书记也暗访了“最多跑一次”的落实情况,结果让相关负责人如坐针毡。从暗访情况看,“‘最多跑一次’离民众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
 
  “最多跑一次”是浙江在推进简政放权改革上的一个重要动作。于办事难依然现实存在的背景下,此项改革目标的提出,也被社会寄予了很高的期待。但真正落实,显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民众办事到底跑几趟合适,原本并无所谓的规定和标准之说。“最多跑一次”与其说是必须实现跑一趟就能办成事,不若是对最大限度减少民众办事难度的一种施政倒逼。毕竟,办事的效率既与行政部门的效率有关,也还包括民众对办事流程的熟悉程度、办事材料准备是否充分等等因素。事实上,在政策层面,“最多跑一次”本就有前提条件:“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受理条件”。而这次杭州市长遭遇“闭门羹”,其中一项就是“材料不全”。如此一来,到底是行政部门的信息告知不充分,还是办事民众只能怪自己?这之中的责任推诿空间显然不小。
 
  浙江此前曾公布了四万个“最多跑一次”项目清单。也就是说,只要是四万个项目清单之内的事项,在原则上,民众跑一次就能够得到“一站式”解决。可从杭州市长暗访的四件事全部落空看,这四万个项目清单有多少能真正让民众跑一次就能办成,结果恐怕不会很乐观。当然,这并不是“最多跑一次”目标设置太过理想的错,而是要实现跑一次能办事,绝非仅仅是公布一个具有原则意义的清单这么简单,它关系到具体部门的办事效能、不同部门之间的衔接、办事流程的告知等诸多清单之外的工作铺垫。若缺乏这些基础配套的改善,清单的价值就很可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最多跑一次”也就容易沦为噱头和空洞的口号。
 
  简政放权的目标如何顺利导入现实,一直是此项改革的痛点所在。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审批事项的减免和下放幅度,不可谓不大。可就落实看,民众办事难度的降低是否真有数字上的变化那么大,审批事项减少所应该带来的改革红利,是否真正让民众有足够的获得感,着实得打上一个问号。这是因为,政策层面缩减了多少审批事项,当然有量化的标准,但评判民众办事难易如何,归根结底还得以民众的实际体验为依归,数字并不能代替民众的感受和评判。甚至,改革所提出的目标效果,不能及时让民众感受到,还很可能让民众对改革产生隔膜,继而动摇对改革的信心。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丁义珍”式窗口的整改就是一个鲜活的反面例子:面对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训斥和要求,区长孙连城满口答应整改。但最终因财政经费不足等等“客观因素”,整改变成了加一把椅子、摆几颗糖的糊弄式应对。改确实是改了,可民众所遭受的不便,却并没有实质变化。简政放权如何避免这种落实困境,同样值得深思。
 
  “最多跑一次”的落实情况,可以说是简政放权现实与理想之差的一种微观呈现。如何缩小这种差距,一方面,像杭州市长这样不打招呼的暗访应该多一点,领导者不仅要敢于提改革目标,更要对改革的落实情况心中有数;另一方面,减少审批事项仍只是简政放权的初始工作,理念的纠偏才是“元问题”,正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要切实从群众利益出发,坚决杜绝部门利益本位,从源头上避免出现各类‘奇葩证明’、‘循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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