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国构建电子政府实践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科技的进步、需求的增长、实践的要求和政府的自觉,虚拟政府、信息政府、一站式政府、电视政府、移动政府、智慧政府等一系列相关概念陆续应势应需应运派生出来,并有不同程度的进展。理论界和实践界对这些派生概念在电子政府中的角色定位与功用担当多有分歧,加之掺以各种误解误判,不仅干扰了派生概念各自前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电子政府发展。为澄清误解,消除干扰,需要梳理这些派生概念产生的缘由,并解析电子政府与这些派生概念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总的说来,相关派生概念及其实践进展发展了电子政府概念,并使电子政府概念得以不断演进。

 
  一、引言
 
  笔者曾专门撰文《电子政府内涵的演进及其界定》,历数有关电子政府内涵理解的不同观点,并提取其中的核心观念作为标识不同认识层面的主题标签,归纳整理出十类典型定义——工具说、系统说、能力说、机制说、模式说、形态说、服务说、改革说、过程说和政府说,藉以反映理论界和实践界在电子政府发展过程中对电子政府内涵认知的进展轨迹与相应成果。严格来说,这十类定义可以再行归并排序,如:可将系统说和机制说归于工具说之类,因为随着电子政府实践的发展,有些原来持有系统说和机制说观念的人们认识发生了改变,与持有工具说的人们在某种层面或程度上达成了一致;也可将改革说与过程说等的次序变换,因为持有不同观念的人们的占比会随时间变化发生改变,故可依占比次序而非依认知应然递进序列再行排序;但要去其一二却难以办到,因为尽管大多数国家已然在国家层面上将电子政府构建视为提升国家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基本国策,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以国家规划制定实施,并举一国之力倡议推行,且随着电子政府实践内容的拓展和程度的加深,人们对电子政府的认识也的确在不断提高,但是,人们的信心信念还是会因遭遇体制、资源、利益问题阻碍或面对理论、技术、政府基础难题难克而受挫,使之在权衡电子政府有可能给国家带来长期利益但也有可能给个人带来政治风险和利益损失之间摇摆,有可能选择被动、消极乃至对抗态度和行动。由此可见,十类认识层次分野并非泾渭分明、一成不变,而是边界模糊、时有变动,是有其实际原因的。
 
  电子政府(electronic government,简称e-government、eGovernment、e-Government 、Egovernment或e-gov)概念提出的初衷是推动行政管理改革,其基础建设始于1993年美国时任副总统戈尔倡导实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实践应用发轫于同年戈尔发起的“国家绩效考察”运动,而理论支持得益于美国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的数字政府研究计划。“电子政府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研究领域,更是一种全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它的构建过程,是信息技术、互联网与政府进行深度结合的过程,这种深度结合的影响和后果,是导致政府管理变革的发生和对现有行政管理理论提出挑战”①,这是实践界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但从理论成果上看,理论界对这一伟大实践的反应显然有失敏锐,反响莫衷一是,反映难以服众,尤其是每当科技的进步、需求的增长、实践的要求和政府的自觉引致电子政府派生出新的前沿性概念,随之提出各种创新性观点并引入具体实践之后,针对电子政府概念的各种反对声音与替代之说纷至沓来,莫衷一是,难达共识,极易产生扰乱人心,干扰实践的结果。虽然研究者应该理性、宽容地对待所有不同观点,也无需强求一致认同,但面对迅速发展的实践的追问和亟需理论指导的要求,理论研究工作者如不能做出及时的回应,不能提出有力指导实践的成果,显然是不应该的。
 
  目前,虽然人们对电子政府内涵的认识都或多或少地有了改变,但距离达成一致或共识显然还有距离。令人欣慰的是,虽然十类认识所持观念各有不同,但明显表现出的核心要点交叉重复或彼此近似,相互之间内在关系密切,亦具有高度的同向性②。这三个明显特征,体现出电子政府内涵演进的规律性和趋势。而相应地,比照电子政府发展的各个阶段人们对电子政府概念的认知的偏重、分歧和误解、误判,进而关注电子政府概念的演进过程,我们会发现它也经历了类似的历程,同样存在着这三个明显特征。只不过不同的是,电子政府概念的演进催生了一些新的概念,这些新的概念从电子政府脱胎出去(因之谓之派生)后独立发展仍具旺盛的生命力,对电子政府的生存与发展施加作用和影响(因之谓之相关)后与之更趋互动融合。正是这些相关概念的应势应需应运产生、相对独立发展以及与电子政府的互动关联,将人们对电子政府概念自身的认知推进到更高层面和更深层次。跳出电子政府之外,从派生概念角度看电子政府,能理性、审慎地检讨电子政府遇到的生存矛盾、发展危机和问题,发现自身解决矛盾、危机和问题必须采用的方式、方法、路线和方案;回归电子政府本体,从电子政府的视角看派生概念,收集、整理其各种属性和规定的行为,能发现它们的存在对电子政府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所以,电子政府应该对派生概念的发展予以关注并保持警觉,主动、有序、合理地收集有关它们的属性和规定的知识,并把收集到的知识进行整理、分析和处理,以不断发现新问题,修正和完善电子政府概念,在新的有所改进的认识意识指挥下,使认识行为更加合理和富有效率。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对深入研究电子政府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的建设重点、价值偏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写作本文大致沿着电子政府实践进展轨迹(实践的先后)及脱胎于它的相关概念的登场时序(提出的先后),即依循从虚拟政府、信息政府到一站式政府,从电视政府、移动政府到智慧政府的顺序,依次对这些概念轮番登场与间或在场的原因、偏重,以及引致的分歧、误解或误判,还有它们对电子政府概念演进施加的作用和影响等进行探讨。本文研究的一个额外目的是想让那些试图以相关术语来替代电子政府概念的人们放弃执念,继续秉持电子政府的初衷,并坚定践行电子政府构建的信心信念。
 
  二、从虚拟政府、信息政府到一站式政府
 
  由于占据技术设施先进、实践应用领先、理论成果前沿的绝对优势,美国在电子政府(初期理论界更多地使用数字政府一词)理论和实践方面一直占据领先优势,处于引导地位,它所倡议、实施的虚拟政府、信息政府以及欧洲最早提出的一站式政府,从以职能为中心到以公众为中心,从技术驱动到需求驱动,旨在令公众满意,相关成果被各国政府争相借鉴吸纳,成为促进电子政府发展的引擎和助推剂。
 
  1.虚拟政府
 
  虚拟一词“表示潜在的可能性,它像现实一样真实,但却是用不同的方式”③。相应地,虚拟政府是在虚拟世界——网络空间中运作,它是现实政府在网络空间映射的结果,是像现实政府一样真实的虚拟实在,它可令政府工作人员在电子化方式下一起工作,通过电子化手段交流互动,利用信息技术代替组织某些部分行事或增加组织某些方面影响,具有随时开放、成本低廉、可忽略物理位置和组织边界合作、解决问题不需让人面对面等特点,可借助虚拟化应用、以虚拟化方式付诸实践。
 
  一般来说,组织可以虚拟化的内容有五方面,包括组织的位置、组织接口或边界、组织过程、组织结构和产品/服务,而驱动组织虚拟化的原因有三点,主要是:要对市场快速变化作出反应,使能技术(包括计算机、计算应用程序和局域网等通信网络)的可得性,以及减少成本的要求④。可见,虚拟化具有能够帮助政府“超越现实,以便更好地适应环境”⑤的潜能。
 
  电子政府原本自政府办公自动化发展而来,其原意就是指利用网络技术构建一个虚拟政府(virtual government),“目的是使政府与公民(G2C)、政府与企业(G2B)、政府机构之间(G2G)更友好、方便、透明、低成本地互动”⑥。虚拟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在政府机构之间互联,建立交流沟通渠道,推行跨部门合作,因此,自提出到现在,虚拟政府一直被视作电子政府的最重要的内涵和精髓,其内容和形式建设也由此成为早期电子政府构建的主要目标和重点工作。只是由于遭遇来自官僚体制内外的各方阻力的原因,使得政府机构接受虚拟政府观念乃至将其付诸行动的进展一直缓慢,导致很多国家的政府部门至今还在投入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弥补后台建设的缺陷,无疑限制了政府机构之间的流程重组和业务协同,制约了电子政府业务流程自动化的脚步,对电子政府快速发展极为不利,这种局面必须加以改变。
 
  “虚拟政府指的是这样一种政府,它的信息流动和传播流动越来越依靠网络而不是官僚渠道或其他正式渠道……它的政府组织日益存在于组织间网络以及网络化的计算系统内,而不是各自独立的官僚机构内。一个虚拟政府由许多覆盖在正式官僚结构之上的虚拟机构(是由网络化的计算机所连接起来的组织)组成。”⑦由此,虚拟政府因为能用电子化的手段低成本地运作并迅速地响应需求而成为电子政府的一个重要的连接渠道和运作载体。电子政府原本就是要构建一个跨越时间、地点、部门的全天候的政府服务体,那么,既然虚拟政府能够帮助它达成这一目的,它理应受到政府机构的热烈欢迎。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原因主要在于:无论是政府外部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内部的电子政务网络建设、相关应用系统开发、工作人员终端购买、上网费用等,都需要政府机构在建设初期投入大量资源,之后的长久运行也需要支付大量的维护费用,况且新的合作环境对业务流程、合作模式等提出更高要求,需要流程、机构等进行再设计,需要开发办公自动化系统以实现综合业务管理和数据分析,需要从单个的应用程序过渡到更大的集成程序和数据共享,这些内容建设都牵涉到个人和集体利益平衡问题,需要赢得政治、行政、财力、技术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方能解决。现实中,因为相关问题解决不好,资源不能到位,往往会招致机构对快速推进虚拟机构及虚拟政府建设的诸多抱怨,也导致一些分歧产生。此外,技术采用的路径依赖问题需要克服,具体部门在政府内部利用技术方面的角色需要明确,这些问题都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以保证电子政府能更好地把握数字化和自动化的机遇,提高工作效率,加强科学决策水平,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好更多的信息和服务。可见,虚拟政府建设阶段不可跨越,落下的功课需要补上。
 
  2.信息政府
 
  就信息体量而言,政府无疑是最大的信息机构。信息是政府管制和管理的基础,也是政府决策和服务的支撑。对政府来说,信息非常重要,拥有大量的信息很重要,很好地驾驭信息更重要,这就需要对信息流动的任务及其过程予以同等关注。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戴维·雷泽尔(ViktorMayer-Schonberger和David Lazer)曾提出,“电子政府太多关注于技术——技术上可行——而不是信息的流动。”⑧苏巴斯·巴特纳格尔(Subhash Bhatnagar)在比较电子治理和电子政府时,也对电子政府提出过批评,认为“在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服务中,电子治理关注流程,而电子政府主要关心产出。”⑨令人欣慰的是,电子政府不关注信息流动这一缺欠因信息政府(information government,简称I-government)的适时应需提出而得以弥补。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戴维·雷泽尔在《电子政府和即将到来的信息政府革命》一文中提出,电子政府“要牵涉流程反思,借此社会共同决定怎样达成确定的目的。我们需要将电子政府构建进展到信息政府”⑩。在另一文中他们又提出,“信息政府不是电子政府的另一个阶段,不如说它是一种概念上的拉长,以提供一个互补的观点,来理解政府变化的性质及其与公民的关系。”(11)这些观点提醒我们:第一,不管是把信息政府当作电子政府的一个阶段来看,还是看作电子政府概念的延伸,它都是电子政府需要建设的内容,是电子政府必须有的经历,是其有益补充。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政府以包容、开放的胸怀拥抱信息政府;第二,流程反思不只局限于政府内部,还有政府外部,故而信息流程再造(包括公民和政府之间的接口设计)会牵涉政府改革及其内外部关系,既然任何信息流程环节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政府整体,而流程再造又要由社会共同决定,政府就应有勇气面对信息政府建设的互动难题,担当起相应的责任;第三,信息政府并不是要我们放弃电子政府,而是提醒我们,当电子政府发展到了作为组织设计的关键驱动因素的信息流程已经成为其继续前行的阻碍时,就需要适时实施信息政府建设,进行组织结构重组,并与社会公众一起解决信息流动中的信息安全、隐私保护和交易伙伴的可靠性等问题,以此为基础使电子政府得以建构在安全可靠的信息流程之上,这无疑对电子政府构建路径和路线选择起到了引导和保障效用。
 
  3.一站式政府
 
  如果说信息政府是对信息流的着重关注,那么一站式政府则是对服务质量的极致追求,是服务型政府职能衍生之必然结果。
 
  一站式政府(one-stop government)是当代政府努力追求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一种理想化状态,目的是提高服务效率和改进服务质量。其实一站式政府并不是新事物,它的提出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自商业领域引入公共领域的一站式服务,最初的一站式行政服务机构是由瑞士的圣加尔市和美国的IBM公司联合开发的市民办公室(12)。而后,一站式政府实践大致遵循着自发产生(1974-1979)、国家推动(1979-1993)、技术助力(1993-1999)和组织重塑(1999-至今)四个阶段的演进轨迹,不断发展成熟。(13)历经40多年发展,全球一站式政府建设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积累了一些典型经验,比如欧洲的一站式政府项目(One Stop Gov),“旨在列举、开发和评估一个面向生命事件的、综合的、互操作的平台,以实现一个基于积极生活事件门户网站概念的、全面包容的一站式政府”(14);再比如希腊的一站式政府项目(One-Stop-Shop,e-Government Environments),构建了一个供部级部门提供电子化服务的完整的电子政府框架,主要目标是支持共同的身份验证和注册机制,以访问所有可用的电子服务,以及开发名为"Ermis"的中央门户网站(http://www.ermis.gov.gr),作为一站式服务点经营,通过向公众提供公共接口,为之提供所有公共部门的电子服务(15)。但这些都还不能算是最完善的一站式政府。理想化的一站式政府应是:“(1)公共服务是通过单一入口或单一接触提供的;(2)对后台的业务流程进行再造进而实现一体化的服务供给;(3)整个服务过程均以公民为中心展开,强调对公民需求的关注与回应;(4)服务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应包括企业或第三部门提供者;(5)公民能够全天候和全方位获取政府服务。”(16)
 
  人们对一站式政府的认识有着不同的理解,如将视角定位在服务提供的前台和入口,有单一接触说和单一站点说;将视角定位在服务后台管理,则有服务一体化说和全方位服务说。(17)广受认同的定义是,“一站式政府指的是单点访问不同的公共机构提供的电子服务和信息,所有公共部门是互联的,公民可以由一个点访问公共服务,即使这些服务由不同的公共机构或私营服务提供者来提供。它还要求公民能以一个结构良好的、可以理解的方式访问这些服务,以满足他/她的观点和需求。”(18)这个定义告诉人们,只要是能做到单点访问便可获得政府提供的服务和信息,不论这个点是物理位置的地点还是门户网站的地址,就都符合一站式政府的要求。还有,如果服务完全由公共机构提供,服务平台大有可能会建在电子政府网络上,只在互联网的政府门户网站上提供个单一窗口,对公民来说,它不可视,难知情,过程无从监督;而如果服务提供方中有私营服务部门参与,那服务平台就必须建在互联网上,相对来说,平台是开放的、流程是透明的,因此过程可视,便利公众广泛监督,同时,公众也可以参与过程,提出观点和需求,因有良好的体验感而相应地满意度会提高。
 
  其次,一站式政府要达成的理想化状态,过去和现在是追求成熟——一个点接入服务、一次性提出服务需求、一体化塑造组织、一站式提供服务,即只要公众有需求,单点访问政府的某个服务平台就能解决问题,无需再找另一家。其核心理念是“以公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关键在于找准公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才涉及如何提供全方位、一体化、个性化的服务。而未来,一站式政府则应是达至完善——有关人的生命的各个阶段的生活事件的相关服务项目,以公民身份号码为惟一标识,由政府主动寻址为所有公民主动推送个性化精准服务,而无需公众个人操心。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必须首先厘清本国公民生命中的大事件,可行的策略是“以编制‘基本公共服务目录’为基点,从梳理中国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生命里程中所应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入手,以信息共享、标准统一、多证合一、平台对接、制度衔接为前提条件,以政府在公民不同生命里程中应适时提供的服务内容为依据,把散落各处的相关服务组织好、对应好、衔接清”(19)。无疑,这些内容的实现对电子政府基础提出了更高要求,相应地促进了电子政府的职能维度的各项内容的建设和完善。“基于目前的技术,人类的机构和认知的弹性远不如技术”(20)这种认识,政府应努力挖掘一站式政府的潜力,为电子政府构建补充各种基础条件。
 
  尽管一站式政府提出的时间要早于电子政府,但从未来发展来看,一站式政府建设将是电子政府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电子政府职能范围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而一站式政府则专注于公共服务供给和改善方面。克劳斯·兰克(Klaus Lenk)认为,“将电子政府降格为电子服务传输表明了一个对政府和公共部门的总的议程的歪曲。”(21)服务职能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前提是公共服务的标准化建设,这些基础性的建设能够有益于电子政府构建。其次,一站式政府运行模式包含了实体模式和网络模式两方面(22),但随着实体一站式服务机构的信息化改造,最终一站式政府将呈现“多元前台,单一接触;多层前台,一体服务”的服务形式,其实质即是电子政府一站式服务模式。
 
  三、从电视政府、移动政府到智慧政府
 
  从一站式政府进展到电视政府,虽然它们的便民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服务内容的表现形式和对受众的要求却有本质的不同。一站式政府对信息富人们更有利,但加大了数字鸿沟,电视政府更关注弱势人群——视力缺陷者、听觉缺陷者等,对信息穷人们也能提供服务,因此自有其优势和发展的必要。自电视政府到移动政府,标志着政府由关注网络渠道转到多种媒体渠道并用,而进行到智慧政府建设阶段,则意味着政府从智能实现转到智慧担当,朝向让公众感动的层面前进了一步。
 
  1.电视政府
 
  电视政府(television government,简称TV government),也有人用Tgovernment作简称,鉴于它易与T(transforming)government混淆,不建议使用。电视政府概念的提出始于数字电视(digital television,简称DTV),而数字电视始于电视(TV)。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播音员就开始尝试为儿童实验开发互动和参与节目(Dindy Dink &You)了,这个节目当时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批评者认为,电视节目根本没做互动电视,相反却看到孩子们在与他们的电视机互动,家长们也抱怨说孩子们在用屏幕纸和特制笔损坏屏幕。该节目5年后虽然停播,但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开发互动和参与节目的尝试一直在继续,人们由此体验到其实电视远比他们期望的能做得更多,也可以做得更好。很多尝试归于失败几乎都是因为价格或费用的原因。最具决定性的几年出现在90年代,那时一些频道把计算机聊天室放到了电视屏幕上,使之成为最早的双屏幕互动电视,电视观众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可以使用计算机。这之后,一些国家开始鼓励数字传输技术发展,促进了DTV研发。DTV所提供的交互通信平台,对所有想获得更多公众的组织都有价值,对政府向居家者提供信息和服务也带来机会,许多政府部门发现DTV是他们服务供给策略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当公众开始理解交互的DTV的潜力,需求就快速增长,家庭中使用电视机的方式就发生了变化。政府开始应用DTV向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市民可以与公共部门互动,交互式电视(interactive television,简称ITV)的出现让数字电视一直想要让电视观众超越被动的观看体验而能做出选择并采取行动的梦想成真。再之后有了数字地球电视(Digital terrestrial television,简称DTT),能提供大量的频道、双向通讯以及高质量的声音和图像。这一系列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机会。鉴于DTT包括更多的信息技术功能,能使我们生活得更容易,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做出了很多努力,使电视政府有了鲜活的实例。(23)
 
  目前,电视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为公众提供信息、交互和交易服务。电视功能很简单,容易掌握,稍微学习就能操作,它为人们与政府打交道提供了新的媒介,能帮助人们去除与政府面对面的阻碍,能改变政府部门间的通信,使得公众不必再应付不同部门提出的同样信息要求,政民交互变得更容易、轻松和便利。国外有一些有关电视政府的研究成果,对其作用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搜遍中国知网却一篇都找不到,不是因为中国没有相关实践,实际上中央政府自2001年开始一直在倡议的“三网融合”就是在为电视政府、移动政府乃至智慧政府铺路。
 
  所谓“三网”即是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网融合”是要达成这样一种结果,即在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的过程中,三网通过技术改造,其技术功能趋于一致,业务范围趋于相同,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能为用户提供语音、数据和广播电视等多种服务。目前,“三网融合”进展并不顺利,专家评说是因为“三网”内涵外延不对等不匹配,主体的功能属性不在同一“频道”,存在的时空体系不在同一时代,很难相提并论,亦更难以融合,为此专家认为目前只能寄希望于行政力量,靠中央各大部委联合发文,实行硬性整合,而三网融合新方案要真正落到实处,关键在于能否将政府决策和部门行为有效转变为企业的市场行为(24)。可见,在电视政府建设上,我国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方面内容建设不好,电子政府的信息惠民和让人民共享信息化成果的目标就难以达成。
 
  2.移动政府
 
  移动通信技术随时随地可及的特性以及移动设备产品设计的不断改进和功能的持续丰富,使得移动电话应用内容迅速增多、智能性迅速提升、渗透力迅速加强,它不再是从前单纯的通话设备,而是快速取代了人们常用的电子设备,成为广受欢迎的信息传播工具和电子服务手段,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周边的行业。目前,移动政府已成为电子政府实施的一大战略,政府开始在电子政府中引入移动通信技术,将移动通信网络作为提供高效率服务的新渠道,将移动手机作为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参与机会的新手段,由此移动政府(mobile government,简称m-Government或mgovernment)因应技术进步和用户需求自电子政府派生出来,成为电子政府的新的子域和有益补充,扩展了电子政府的应用范围。曾几何时,由于电脑及其与互联网连接成本昂贵,互联网普及受到限制,电子政府应用可及性受到制约。人们难以想象政府能不加人为干预地提供预约服务、金融交易、付费等电子服务。而如今,拥有移动手机的成本已远低于购买计算机及将其与互联网连接的成本,且移动设备操作简单、服务资费便宜、私密性强,这促进了移动手机用户及其应用需求的增长,“由于许多公众在使用移动电话,移动技术就成为了提供信息的最有效的渠道。”(25)
 
  移动政府旨在实现移动通信、移动服务、电子民主、电子政务四个目的,它的最大好处是打破边界的潜力,核心益处反映在增加公共服务人员的生产力,改进政府信息和服务供给,增加公共互动渠道,以及降低成本带来更多参与等方面(26)。由于它能帮助政府直达公众,又能在政府机构内部及机构之间加强电子联系,做到彼此之间快速交流互动和及时传递信息,因此,它扩展了电子政府的服务空间,增加了电子政府的应用范围,丰富了电子政府的应用形式,推进了电子政府的健康发展。但是,移动政府却不可能取代电子政府。原因在于:首先,“不是所有的应用都可以在移动设备上运行,它们也不应该如此。不是所有的无线连接在成本上都能竞争得过有线连接。”(27)这说明至少那些不能在移动设备上运行的应用是移动政府力所不能及的,电子政府的有线连接也还是要使用的。其次,随着智能型手机比功能型手机(也称为智障型手机)更多占领市场并获得广泛应用,移动电信运营商已经陆续在手机上开发出各式应用产品并提供诸多应用功能,无论是在移动服务的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取得了突破式进展。以应用产品Google地图和全球定位系统(GPS)为例,利用它能为市民提供所有服务机构地点的定位导航功能,方便市民寻找服务机构所在地,而当市民进入没有人造卫星覆盖的服务机构的建筑物之后,又可以利用建筑物内提供的无线宽带(Wi-Fi),使用其他的手机应用程序,如室内导航系统,为每个办公室定位,或按照楼层平面图显示建筑物内所有可供市民使用的服务设施以及所有办公室的服务项目。与此同时,政府也可以根据市民手机的搜寻和定位纪录,实时了解在场的每一位市民的行动轨迹、搜寻的目标机构及当前所处的位置,据以掌控到访总人数、人流情况、各机构接待人数、服务设施使用情况,并根据建筑物、服务设施和服务机构承受能量,据以分析市民可期服务的可及性和有效性,预测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以便尽可能地做出事先安排,如准确控制到访人数,预先提供预约排队,合理安排服务人员等。考虑到功能型手机在孩童、老年人、高科技产业涉密或研发人员、军队和政府单位人员中还有相当大的应用空间,政府在为所有手机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时必须要考虑到各种类型手机的接收能量,为不同类型手机用户量身定制不同形式的信息和服务,以满足市民不同层次的个性化需求。最后,“将移动业务应用程序应用于政务活动可能不是很容易,尽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应该这样做。”(28)所以,要使移动政府真正成为电子政府的重要成分和有益补充,还需要政府继续推动包括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在内的三网融合,即实现其高层业务应用融合,以此打破行业垄断和恶性竞争状态,做到为公众提供更加便利、廉价、增值的服务。
 
  3.智慧政府
 
  智慧政府(smart government)一词临近20世纪末才被创造出来。智慧与智能的不同,在于前者拥有情商,可以调整后者的智商和能商的正确发挥或控制后者的智商和能商恰到好处地发挥作用,此外,智慧的想法被认为必须是人性化的,是以人为本的,所以要由积极的公共参与来保障,这些都是为什么在技术专家研究智能城市(intelligent city)和智能政府(intelligent government)之后,社科类专家也要加入进来共同研究智慧城市(smart city)和智慧政府解决方案的原因,因为只靠技术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的。
 
  智慧城市的概念就像城市自身一样多种多样,没有一个达成共识的定义,就像是世界上有多少个城市,就有多少个智慧城市概念,相应地就有多少个城市管理者界定的智慧政府概念。这意味着,对于不同的政府来说,它的智慧城市和智慧政府的目标和策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目标,针对信息化和城市化,植根于已有技术基础和社会条件的支持,有的定位在促进城市核心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以及改善人们生活质量上,还有的附加上机构开发和物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基础设施,以及干净的、可持续的环境和更多的智慧解决方案应用(29)等等。再比如策略,有的是面向技术的,利用技术人员使其技术应用符合公共利益偏好并为之创造自由的公共空间;而另一些则把社会方面因素放在首位,具体策略涵盖了技术和社会的所有方面。当然,这些目标和策略是有共同点的,就是都在不断地把各种事物加到智慧城市和智慧政府的概念上。于是两个概念的涵义就被扩展到和城市的未来和发展相关的所有事物,推进了社会和技术的创新,并把既有事物更多地联接在了一起。
 
  要使城市变得智慧,就要使所有的事物都智慧,都做到最好,要使政府变得智慧,决策和管理层的高智商无疑就是必需的了。为此,政府首先要把自己武装成智慧政府,这种武装应是全方位的,包括从观念到认识,从体制到机制,从知识到技能,在智商、能商和情商上都要有质的飞跃。就技能而言,政府要具有把控新工具的技能,特别是信息共享、虚拟整合、数据管理和数据安全的技能,还要具备开发跨领域、跨部门、跨系统的整合的业务系统的协作能力和竞争性合作能力,以及能快速应对更为复杂的、变化性更强的电子秩序的能力。而就管理而言,政府必须实现自我超越,一方面,要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制定战略战术,事先提出智慧城市和智慧政府的目标和解决方案,保证所有建设都是精心设计的,以保证充分利用整合的信息资源和小心谨慎地使用其他资源,保持城市的生态环境绿色、低碳、可持续;另一方面,要努力做到管理有序、张驰有度,既要勇于打破原有的组织边界,采用动态的组织结构,注意合作方的差异性互补,充分发掘组织及人的潜能,加强组织间合作,又要注意人性要素,给以人文关怀,实施人性化的治理与服务,提供适于人们生存的洁净的生态环境,保证城市中的人们的经济竞争的安全和生活的质量,以维护社会秩序和谐,保证人们可持续地发展和提高。而政府要做到这些,无疑使电子政府构建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其中所需的信息素养和政府基础都是电子政府最需要补充的营养。
 
  四、结论
 
  电子政府已经存在,电子政府构建的目标还没有达成,这需要政府针对电子政府构建的目标和需求,逐一审视从虚拟政府到智慧政府建设中的问题和意义,既推进它们各自健康发展,又保证它们与电子政府有序协同。应该说,将虚拟政府、信息政府、一站式政府、电视政府、移动政府和智慧政府等作为电子政府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工作和重点任务,至今应是政府努力推进的重点和热点,无论是过去的以职能为中心还是现在的以公众为中心,无论是从前的仅关注网络渠道还是现在追求的多种渠道并用,无论是技术驱动还是需求驱动,无论是智能实现还是智慧担当,这些派生概念在电子政府构建过程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后,政府针对这些概念支撑的实践工程,还需继续检讨其不足和差距,不断地促进电子政府跨上新台阶。
 
  作为理论研究工作者,我们应该认识到当国家电子政府实践快速发展、各种观点精彩纷呈之时,能使人们以积极、客观和发展的眼光对待电子政府及其派生概念是多么重要,而建立起具有一致性的电子政府的话语体系,使人们能在较高的认知层面上协调和容纳与这一交叉学科领域相关的不同学科的相应术语体系,并使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能够顺畅进行又是多么必要。面对诸多关涉相关概念的意见分歧,我们更主张把信息政府、一站式政府、智慧政府、互联网+政府作为电子政府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关注重心和目标追求来解读,需知电子政府重心有偏移是客观发展要求、现实环境和公众需求使然,电子政府追求公共利益、满足公共需求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主旨一直未变,也不应改变。当然,还要采取措施对电子政府构建中的不作为、消极作为和对抗现象予以纠正,以及时清除发展中的来自体制内外的各种阻碍。这一方面需要实践工作者(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学习有关电子政府的知识并接受有关其价值、意义、目标、任务的宣传教育,加深对电子政府的认识,另一方面需要理论工作者不断地总结实践、升华成果,在反复经历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历程中,吸取认识成果之精华,去除认识成果之糟粕,在求得共识基础上,鼓舞人们做出更积极的努力,以实现电子政府的理想目标。
 
  (注释略)
  作者: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 张锐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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