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互联网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互联网的舆论生态已深刻影响国家治理的策略理念。因无经验可循，互联网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前沿、重大问题亟待学界深入思考和研究，锤炼具有时代镜鉴价值的学术成果。本报策划刊发这组文章，希冀引发更多跨学科的互动和对话。
“新世界”舆论法则：掌握传播主导权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良荣
新媒体倡导的网络世界，也称为虚拟世界。但互联网中政治、金融、文化、社会、生活等的运转，都和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既不是仅仅生活在互联网世界，也不是仅仅生活在现实世界，而是既生活在互联网这个虚拟世界里，又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这两者之间越来越多地融合在一起。
也许我们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有一个人，他在现实生活里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但查看他的网络账号，会吃惊地发现他在网上的发言“很黄很暴力”。这个人展现出来的哪一面才是真实的呢？有人说网上是真的，网下现实生活是假面具。有些说现实生活是真的，网上不过是一种发泄而已。笔者认为两者叠加才是真的。互联网曾经代表了“虚拟世界”，但现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越来越多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全新样态，是每个人工作和生活的全新实在。这个“新世界”正在慢慢成型，它的基本特征需要我们去研究。与此相关联的国家与社会的运行方式也在调整，我们也要寻求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的新型关系。
国家治理不是去治理一个虚拟世界，也不仅是治理一个现实世界，而是治理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新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新世界当中的一个独立个体，都有机会成为新世界的行为主体。通过对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创造性使用，参与新世界的价值、观念、心态、趋势的互动与建构。就像2014年“双十一”，我们国家创造了互联网经济的奇迹——24小时内销售额达到了571亿元。公民作为一个行为主体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由于新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个主体的建构过程投射到现实社会，它将深刻地影响、改变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影响方方面面。
对于新闻传播学领域来说，本身既是“新世界”的发源地，也是其主战场，同时也受到了最强烈的震动与影响。其中至少存有四个方面的巨变。
新世界是传播技术与传播行为的实验场。新世界的诞生与崛起，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的进步使得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正逐渐摆脱工业时代的生产关系，代之以互联网时代的逻辑与规则。时空压缩、杠杆原理、蝴蝶效应等，这些曾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的名词现已真实地存在于“新世界”当中。新型的传播技术迅速更新换代，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云计算，技术推动传播行为，传播行为又对现实提出下一步的要求，新世界就在传播技术与传播行为的互动中逐渐形成。
新世界是国家治理与政党执政的新环境。新世界作为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叠加，多种势力在其中互动博弈。这种互动落实在具体的现实语境中，就给现实世界中的国家行为体与执政党建设提出了新的问题与要求。
形象地说，过去政府“说一道二”，现在网民“说三道四”；过去政府官员“吆五喝六”，现在我们公民“七嘴八舌”，这就是一个喧哗的世界，这向党和政府提出了全新的执政要求。
新世界是新型知识—权力结构的再组织。当前，互联网已成为舆论的主阵地，是各种力量的博弈场。互联网上的声音并不等同于“民意”，因为互联网上任何一个舆论场中的“舆论”都是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这个博弈过程中，至少有四个方面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传统媒体、政务公号、网络意见领袖、境外媒体以及驻华机构公众号等。这四个方面博弈的目标是要争夺网络舆论引导权。而这场博弈所表明的是，一种以知识—权力结构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新型社会形态正在网络上崛起。
政府的意志、资本的力量、各种社会势力都在网络上博弈，这一博弈的过程、结果以及未来的方向需要我们认真观察思考与研究。
新世界是数字新闻生产的新生态环境。媒体在国家治理问题上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在国家治理和新世界的环境下，媒体应该具有三种角色：作为党的喉舌的组织角色，作为参与市场行为的经济角色，以及作为协调社会多方利益体的公共角色。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下，传媒具有代表社会利益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地位，所以它既具有组织性，又具有主体性。当前，新闻业的数字化进程在新闻生产、内容呈现、产品营销、渠道推广等方面都在进行新的探索，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做内容到做渠道，再到做服务，而下一步，则是做生态。在新世界的生态环境下，媒体如何调适其既具有主体性又具有组织性的社会角色，需要我们对媒体的功能和角色进行重新定位，这也是我们面临的全新课题。
2014年是互联网进入中国的第20个年头，如果说这20年中国的互联网与新媒体发展经历多样的起伏与跌宕，那么我们是否想过，下一个20年，我们需要怎样的互联网？或许可以更为大胆地设想一下，下一个20年互联网甚至已经被更加具有创新性的技术所取代，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一个“新世界”？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技术发展如何，传播作为一种建构社会的“元动力”，正在现实世界、虚拟世界还有我们的“新世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不管在哪个世界，一个秩序、理性、开放的生存环境都是我们共同的愿景。[page]
网络空间趋势与研究创新
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方兴东
互联网永远是新的。未来十年，学者要做好互联网研究，首先要把握好重大的趋势。其次要将有限的精力用来做最重要的事情。最后要总结出最本质的规律，拿出最简单、有效的对策。笔者以为，未来十年影响中国和世界的最重要的两个趋势为：网络空间的真正形成，中美之间权力的转移。本文的论述主要基于这两个趋势展开。
从资本高度看互联网潜能
笔者将列举一些数据，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分析预判未来的趋势。2000年，中国创业者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市值10亿美元的互联网公司。2005年，中国第一次有了50亿美元的互联网公司；2009年，有了300亿美元左右的；2011年，市值500亿美元的互联网公司诞生，2014年初腾讯市值突破1500亿美元；2014年11月，阿里市值最高达到3000亿美元。这一系列数据显示，从10亿到50亿，我们用了5年时间；从50亿到500亿，用了6年时间；从500亿到2000亿，大概3年时间；1500亿到3000亿，用了大概不到一年时间。按照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全球互联网必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网民群体重塑全球互联网格局
对互联网变革的把握与研究，最简单、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回到网民本身。
而下一个30亿网民里，只有10%是来自发达国家。目前的网民，基本还是以高收入、高学历、高科技素养群体为主，属于中产阶级的互联网。而下一个30亿网民，也包括中国的下一个6亿网民，基本上来自农村或者五线、六线城市，他们的学历、收入、高科技素养都偏低，完全属于普通大众的互联网。要争夺这个新群体，硅谷的CEO和产品经理就失去了优势。因此，网民群体会迅速地改变全球互联网格局，会将中国互联网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
中国将成为全球互联网中心
可以说，过去是美国引领全球的互联网。现在，美国网民规模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占世界总量的2/3跌到了9%，十年内还将跌到5%。尽管美国想掌控全球互联网的治理权，但愈发力不从心。因此，我们认为，前30亿网民是互联网的上半场，以美国等发达国家、西方价值观为中心，英语网民是主体；而刚刚开始的互联网下半场，与上半场完全不一样，有很多全新的特点，将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以中国为中心。但目前不论是国际还是我们自身，都对自己的力量严重低估。
我们看到阿里上市的融资额度创了纪录，但没有看到更本质的一些变化。阿里的增长速度是硅谷在半世纪以来没达到的，阿里的市值也超越了中国各个大型垄断国企。这标志着我们开始正式进入一个网络空间超越现实空间，并且主导现实空间的新时代。真正的强国，就是网络空间主导网络时代的强国，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
构建网络空间领导力
网络空间的真正形成是由于网民大规模同时在线。网民与网民之间大规模实时互动成为互联网的主要力量所在。我们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不管是创业、科研还是治理，考虑的首要背景就是：一个10亿人同时在线的社会是怎样的，将会发生什么？这一场景在未来五年、十年内就会出现。
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其核心的原因就是网络空间领导力的缺失。2014年，我国提出的网络强国战略就为解决这一问题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什么是网络强国？我们先从狭义来看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键基础设施的保障能力；二是互联网全球竞争能力；三是网络空间威慑力；四是网络空间治理能力。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网络空间治理能力还有待提高。网络空间的治理能力有三个角度，即顶层设计能力、社会化能力、社会协调能力。网络空间的规律是动手不如动员，政府适合作为“看不见的手”始终在互联网背后主导。
非权力性影响力趋重
网络空间最大的特性是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力量的逆转。也就是说，权力性影响力在网络空间不再是主导了。所以，政府面临最大挑战就是不善于构建非权力的影响力。传统的现实空间中，政府靠批发权力资源来构建社会治理体系，从中央到基层，层层下放。但网络空间主要依赖非权力的治理来运作。权力资源在网络空间反而是“负能量”。因为网络空间是一个虚拟的符号空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权力意味着不平等，人们对不平等的权力有天然的排斥。
我们的政府在现实世界是强政府，有很强的领导力。如果对网络空间运营规律没有掌握好，在网络空间中没有建立起相适应的领导力，就无法有效领导网络空间的治理。所以，政府在网络空间的角色问题是网络治理目前最棘手也是最核心的问题。
政府的新角色在顶层设计、社会资源的整合、制度建设、公共利益和服务等一系列问题上起主导作用。在网络空间时代，事实上是大型互联网公司每天24小时日常运行、管理着6亿网民，而政府部门并没有、也无法真正直接管理。其实，互联网公司是政府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是网络空间承载和运营的真正主体，政府应该作为领导者、协调者、监督者存在。如果政府依旧用传统思维做互联网管理，将造成很多方面的问题。
总之，一定要摸清非权力领导力和传统依赖权力资源的领导力，其内在规律是根本不同的。
互联网研究与现实脱节
现在互联网领域的问题都很重大紧急，且大多数没有经验可以直接借鉴。决策所需要的研究支持爆炸性增长，互联网治理问题很多，而当下对该领域的研究呈现脱节状况：其一，研究比较滞后，跟不上互联网趋势，跟不上政府、业界和社会的需要。学界应该更具前瞻性优势，应该比政府、业界看得更长远。其二，脱离主战场，我们的研究和目前政府、业界的重大而紧迫性的主题比较脱节。其三，过于课题导向。习惯了有课题就做，没课题就不做。但互联网研究应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积累到一定程度很多问题才能想清楚、研究清楚，无法简单突击完成。其四，院校之间缺乏协同作战，没有跨学科意识，无法精确、高效地解决互联网的复杂性问题。
互联网领域的研究必须在思想上和模式上进行创新，只有产学研形成一体化机制，形成学术共同体，各大高校形成互动，高校的互联网研究才能为政府和业界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这就需要各学校的领军人物具备开放的互联网思维。[page]
互联网对国家治理的挑战与机遇
中山大学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志安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公共传播管理方向博士生 吴涛
互联网尤其移动互联网普及带来的大规模“即时在线”、互联网产业的高速增长给经济结构带来的刺激和调整、互联网舆论对社会心理的冲击和政治改革的要求，都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重要动因和背景。如何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充分认识和把握互联网带来的压力、机遇和挑战，是迫切值得思考的问题。
互联网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同构性
过去20年，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普及和互联网应用的日新月异，既催生了庞大的网络产业，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压力：一则，互联网作为“媒介”，可能发挥信息突破的管道作用，让过去政府或可有效控制的信息借助边缘突破的方式获得相当程度上的传播；二则，互联网作为“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的传播效能，会给一部分试图进行社会动员的公众赋权，从而更可能基于线上交往而产生线下行动；三则，互联网作为“空间”，给公众的意见表达和舆论监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台，直接生成的网络舆论以及由此形成的民间舆论场会对相关治理造成巨大压力。
身处网络社会崛起所带来的全新社会景观，互联网治理便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为例，已经依靠先发优势建立起网络空间的国家整体战略部署，并形成比较成熟的互联网治理体系，具体体现为顶层设计能力（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和制度设计）、社会化能力（建立由政府、协会、企业、智库等多元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体系）、协同化能力（建立由其他公司、部门组织间信息交流、合作共享机制）等三种能力。这三种能力的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对自由、开放等互联网治理的核心精神的尊重。
近日，中山大学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组织召开了“首届互联网与国家治理智库论坛”。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互联网治理可以为国家治理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动力。国家治理理念中包含着开放、平等、对话、协商的意涵，而这种意涵跟互联网治理的内在精神是高度契合的，因此，互联网治理跟国家治理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构性。
互联网给国家治理带来的机遇
我们应该看到作为技术工具的互联网，能够为国家治理、政府职能转型带来新机遇。
第一，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更加便利，有助于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透明性和参与性。互联网的技术特点使得信息传播方式更加开放、传播范围更广、传播成本更低。借助于互联网，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到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来，公民也有了更多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如果政府能够改变传统的管制思维，建立准确有效的舆论分析和民意研判体系，在公共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充分尊重民意，将有助于提升政府决策的开放性和科学性。
第二，借助互联网，政府信息公开的平台、速度和效率将更加高效。大力加快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建设，并投入人力物力做好运营维护和交流互动，可以使政府信息公开的平台更多元、速度更及时、范围更广泛。
第三，各级政府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开展网络问政和社会监督。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的行政效率不高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跨越的障碍。而借助互联网，依靠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则可以更加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比如电子政务的发展，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而网络举报制度，有利于遏制官员腐败。
综上所述，互联网不仅能够为普通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前所未有的技术赋权，而且能够切实推动政府国家治理水平和效率的提升。
互联网给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互联网治理也给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互联网治理的好坏也是影响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认同的重要因素。
首先，互联网安全事关国家安全，需要国家主导、多方协同，强化网络安全保障。我国在成为互联网大国的同时也正遭受着大量攻击性风险。病毒传播、信息窃取、黑客攻击等严重危害着国家安全。保障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各国互联网治理的共识。但是，要想充分保障网络安全、建设网络强国，仅仅依靠政府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建立与其他公私部门组织间的信息共享机制，与企业、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等网络空间行为主体密切配合，形成紧密沟通、高效协同、开放合作的机制和体系。
其次，互联网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政府如何以市场为主导、以服务为本位、形成促进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的科学治理体系，无疑是当务之急。截至2014年1月，腾讯、阿里巴巴、百度三大互联网企业的市值分别高达1197亿、1000亿、604.7亿美元，伴随着这些互联网巨头崛起的是整个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中国正在日益形成的全球领先地位。与此同时，在相应的产业治理方面，我国却没有做好领先全球的准备。
实际上，中国互联网产业长期在没有专门政府部门有效管理下“野蛮生长”。在互联网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速度要远远快于政府政策出台的速度。可以说，我国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按照现代治理理论，对于我国的互联网产业，我们大可依赖市场自身，建设服务型政府。因此，有必要依靠各私营组织、行业组织充当治理的主体，以行业自律、行业公约为治理手段最终实现互联网产业的健康发展。
最后，互联网危及社会认同，加深社会信任、弥合社会分歧是重中之重。互联网在给予公民更多表达空间、参与公共事务机会的同时，也产生了降低社会认同、影响社会理性的负面效应：网络谣言屡屡出现，造成社会恐慌，破坏了公民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网络舆论众声喧哗，既有公民的合理诉求，亦不乏偏颇过激之语，网络舆论场与官方舆论场的错位往往造成官民对话的艰难；网络暴力更是从线上延伸到线下，利用互联网作为传播工具进行网络动员，冲击着一些公民的日常生活乃至人身安全。
总之，互联网正改变着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在互联网影响和创造的全新社会场域中，政府须应对新的执政环境，实现从效率优先到公平公正、从被动应付到积极应对、从善政到善治的治理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