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信息技术进步的驱动

  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为政府信息的公开与获取提供了新的方法与工具。英国数据开放专家Sayogo等指出, Web2.0技术启发了信息发布者和使用者共同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信息1.0时代, 政府信息公开将重点放在政府发布信息的层面;而在网络技术2.0时代, 政府数据公开则把政府和用户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上, 强调两者的交流和互动。政府数据开放的技术涉及数据开放平台搭建、数据著录与索引的标准和技术、App开发技术、与公众之间的服务接口以及互动交流反馈技术等。比如, 在平台搭建方面, 自2009年起, 美国和英国相继上线了国家开放数据网络平台, 此后加拿大、法国、挪威、韩国、新加坡、肯尼亚等国家和地区也陆续建立了政府开放数据平台。我国的上海市于2012年最先上线“上海市政府数据服务网”, 此后“北京市政务数据资源网”“武汉市政府公开数据服务网”“数说南海”“无锡市政府数据服务网”“云上贵州”、浙江政务服务网、海曙区开放数据平台等地方各级数据开放平台陆续上线, 平台上一般提供数据下载、API开发服务、App下载等, 为企业和个人开展政府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开发利用提供数据支撑, 同时也推动了国家层面政府开放数据平台建设的议程。相关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使政府数据开放实践与社会公众结合更加紧密, 也必将促进嬗变向纵深方向发展。

  2.4 社会力量的影响

  政府数据开放的顺利实施离不开评估机构、科研机构、商界、政界等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 比如“开放数据晴雨表” (Open Data Barometer, ODB) 从准备度、执行度和影响力3个维度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开展政府数据开放进行评估排名, 2015年版ODB中参与评估的国家达86个, 中国排名第46位, 在2013年版ODB中排名第61位。“开放数据指数”针对各国政府或地区是否开放特定数量的数据集进行评估, 并以绿色、红色、蓝色、灰色等色块来标示关键、不关键、不确定和无数据等状态, 从而对总分予以排名, 在2016年版中共有148个国家或地区参与, 中国大陆排名97位, 中国台湾地区排名第一。万维网基金会和纽约大学的治理实验室提炼出了“开放政府通用评估框架”, 包括环境、数据、使用和影响4个层面。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构建了基于政府一方的包括基础、数据和平台3个层面13个维度的评估框架。并围绕政府数据开放开展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这样的组织通过对国家或地区政府数据开放情况的“把脉”, 一方面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开放现状、成就或问题予以客观呈现;另一方面也鞭策和促进了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进步, 同时也带动了更多国家或地区加入开放实践的行列, 为世界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进步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另外, 决策层的重视也是保障政府数据开放实践的重要因素,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 中国总理李克强、副总理马凯、上海市副市长周波等行政领导曾在不同公开场合宣传和支持数据开放工作,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经信委) 还制定《上海市政府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工作计划》来推动政府开放工作。另外, 互联网界大佬们也纷纷在公开场合发声, 比如:腾讯公司总裁马化腾呼吁制定政府数据开放计划, 推动民生政务数据向全社会开放;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指出, 数据社会化首先是政府数据的开放, 政府要迈出这一步。又如, 2014年2月22日的“国际开放数据日”活动中, 我国的成都、北京、香港、台湾等的业界同仁通过组织线上和线下活动来共同探讨开放数据、利用开放数据创新等主题。这些社会机构、个人的积极性实践活动, 必然会推动和规范政府数据开放的健康发展。

  2.5 媒体的倒逼力

  在美国, 媒体被称作是除了立法、执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种力量, 出版和广播等新闻界成为美国信息自由运动的最前线,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知情权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信息自由”一词于1934年被引入美国。有组织地公开联邦政府文件的政治运动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1945年, 美国联合通讯社执行主编库伯率先提出“知情权”的概念, 此后美国新闻界在推动新闻自由和数据自由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1948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成立了“世界信息自由委员会”, 很快有近60个国家成立了信息自由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杜鲁门总统下令封锁国家信息, 拒绝开放数据。20世纪50年代, 美苏对峙, 政府又开始采取严密的手段控制政府数据, 新闻界再次呼吁政府开放数据。政府在二战后的一系列行为导致政府和媒体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 媒体反政府保密的呼声不断高涨。1955年, 约翰·摩斯着手信息自由立法工作, 1966年, 正式颁布实施《信息自由法案》。所以, 媒体在政府数据开放运动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201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与国脉互联政府网站评测研究中心联合启动的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暨第九届特色政府网站评选活动中, 结合最新发展趋势, 在原有的5个评估维度、4级评测指标体系中增添了“数据开放”“安全保障”等指标。同时, 国脉互联还在其门户网站上开设专栏聚焦世界范围内的政府数据开放的发展历程、重点及应用案例, 探寻大数据视野下政府服务的转型。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和开放数据中国联合推出了“中国开放数据探显镜”报告, 构建适用于我国国情的评估框架, 扫描实践案例, 探测发展水平, 显微细节问题, 从而全面、深度、细致地展现我国开放政府数据现状, 并为中国开放数据的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开放数据中国先后开展“中国大陆城市数据公开性与开放性普查”“中国大陆开放数据运动时间线”等项目。腾讯研究院也组织了大批研究人员对数据开放的政策、国内外实践等方面开展了研究, 并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相关机构通过各种媒体, 特别是新媒体的力量鞭策、把脉和推动着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工作实践的有序开展。

  2.6 数据利用实践的推动

  美国2009年5月21日Data.Gov上线, 将政府推向前所未有的开放高度, 全面开放政府拥有的公共数据。同日, 阳光基金会主任艾伦·米勒 (E.Miller) 宣布设立25000美元的奖金举办程序员公共数据开发大赛, 参赛作品必须使用Data.gov开放的公共数据, 3个月内共收到47个新的开发应用程序。自2009年开始, 美国纽约市政府下属的科技与电信部门联合纽约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借助Challenge Post的平台发起年度Big Apps移动应用大赛。英国开放数据研究院和英国创新基金会 (Nesta) 组织开放数据竞赛 (Open Data Challenge) 。由政府牵头引领开放数据的创新应用, 并对好的项目和创意予以资助、孵化, 从而搭建政府、企业、个人等基于开放数据的共创平台。2009年12月8日, 行政管理预算局 (OMB) 发布了《开放政府的指令》, 命令各个联邦部门必须在45天之内, 在Data.gov上至少再开放3项高价值的数据。2011年, 美国EMC公司宣布建立“数据英雄奖”以奖励那些“在大数据时代用数据对个人、组织、产业和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从业人员”, 同年5月9日, EMC的评审委员会决定将首届“数据英雄奖”颁给昆德拉。2015年10月, 普华永道接受英国的Nesta和开放数据研究院的委托, 发布了开放数据竞赛影响力评估报告, 该研究估计, 在未来3年内每1英镑投资将有可能获得5.3~10.8倍的回报。2015年, 由上海市经信委和交通委举办的“游族杯”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以城市交通为主题, 运用交通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提供的开放数据, 通过对数据的深度理解、增值开发和创新应用, 来解决城市中的问题。我国于2016年5月4日组织了“谁是你心目中的中国数先生”评选活动, 共有涵盖IT、教育、科研等各个领域的20位候选人。数据利用的实践是公众需求的深度呈现与满足, 必将促使政府机构与公众之间互动机制的良性发展, 释放政府数据的潜能。

  2.7 公众需求的拉动

  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对数据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也是生产力所决定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上层建筑的需要。要想对政府数据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首先面对的就是政府数据开放问题, 数据只有被利用了才具有“活”的价值。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公众也开始充分利用各种数据资源来满足自身的物质与精神需求, 比如, 在每次出行前都想获知当前城市的交通拥堵信息, 于是利用交通管理部门开放的实时与历时的交通信息开发出一个实时查询的App客户端, 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 也可以向社会公开发布来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 继而带动更多的人员和组织去开发和利用政府数据资源, 同时也拉动政府部门针对公众的需求开放更多的数据资源。又如, 上海市政府数据服务网上提供的移动应用中, 下载次数最多的是“上海公交”, 评价最高的是“上海拥堵指数”。根据马斯洛的“人类激励理论”, 人类的需求是不断递进的, 在一个需求得以满足之后, 继而会产生更多的需求。同样, 公众对政府数据资源的需求也是动态发展的, 必然会拉动政府部门开放更多的数据资源, 并促使政府部门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交流, 形成“政府+社会+开放数据+利用数据”的合作共创格局,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挖掘政府数据的公共价值, 发挥开放数据作为一种资源的社会服务作用, 这已成为透明政府、智慧政府、责任政府创建过程中的必然趋势, 也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普遍采用的数据开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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