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6日,在浙江乌镇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201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进一步指出,当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信息革命”,“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要“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可以说,每一次生产力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深刻影响,而当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向生产生活领域和政务领域深度渗透,带动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也构成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基础环境和一个重要工具”,改变了人们思考社会的知识范畴、治理社会的行为方式和模式、塑造着人类社会生活新的空间和秩序。由于当代信息技术的应用特别是移动通信和社交网络的普及,分隔于全球各个不同地理空间、不同时区的各个人类个体和群体越来越高度互联、高频互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世界的角角落落正在加速进入全面“数字化”,[3]也就是在强大的信息技术支撑下,各种信息都能“以数字化形式自动采集、整合、存储、管理、交流和再现”。1998年1月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开幕典礼上发表题为“数字地球——新世纪人类星球之认识”演说,首次提出“数字地球”这一概念后,“数字国家”、“数字政府”、“数字城市”和“数字社区”等概念和实践随即相继出现。“数字化”在当下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存在,并促使各国迅速将“数字治理”上升为国家乃至全球治理的发展战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生活之时代早已不再是一个金融交易只发生在实体交易所、政治磋商要经由一小撮人在烟雾缭绕的暗室里达成共识的时代。”数字化、网络化动摇了以固定空间、相对集权为基础的国家或组织的根基,进而越来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以至于人、人性本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都在经历数字化洗礼、网络化重塑、分权化再造,乃至连带我们的政府形态和社会治理模式也将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一、社会形态的历史嬗变: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描述,生产是历史上一切社会进步的尺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人类社会的进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的现实基础,并规定着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不同的经济基础会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在不同的生产关系及其运行形态下会形成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每一轮技术变革都会驱动人类社会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当前,信息革命特别是即时通信网络的普及性应用,既扩大了人际交往面、强化了人际交往频度,同时又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牵绊,很多曾经匪夷所思的事情正在成为现实,现在越来越没人会怀疑一个突尼斯网络上不起眼的“城管打人”帖子会颠覆掉中东许多国家政权、一个梨花女子大学的女生炫富事件居然会影响东亚政局走向。相比以往,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且变动不居,而我们所赖以建立秩序的社会形态——也正在经历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转变。

  (一)农业社会——信息传递的低级形态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生来就是一个信息社会,在不同的信息生产和传递模式下,人类社会迄今已表现为若干秩序形态。在农业社会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山川河流的交通阻隔,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基本上是以家族为单位、以乡邻为社交半径、以乡土为背景舞台的。对大部分人来讲,一生几乎固守着始终如一的阶层、职业和环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非社会环境的变动和不可抗力的突然扰动,士、农、工、商等各业人员很少职业变换,也几乎从不轻易离开自己的工作地域或偏离自己的谋生路线;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是在相对固定且数量范围有限的熟悉人群互动,这些人群主要包括亲戚、朋友、同窗和老乡,即使偶尔会碰到些许陌生人也很难进入到他们早已熟识的社交圈子。彼时,人们的行为轨迹以及因互动而产生的社会生活信息多是稳定、可循且结构化的,社会管理主要是以“信息集中生产”和“信息有限传递”为中心的,决策也主要来自寡头政治和一小撮贵族势力内部的精英共识,他们不仅垄断着生产资料,同时也垄断着社会信息和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可以说,在农业社会形态下,以乡土为背景、以信息集中生产和有限传递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导致“一切政治近乎宗派的、乡土的且精英的”。疏离且有限的社会交际、地域化的社会谋生以及基于威望与权力的寡头精英决策,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特征。在这种低信息社会形态中,垄断信息生产并控制信息流动即意味着秩序和稳定,治理常常表现为国家政策对于信息的控制能力。

  (二)工业社会——信息传递的中级形态

  进入工业社会阶段,伴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工业革命和电话、电报等现代通信工具的发明,以资本驱动为动力,以雇佣劳动和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化大生产不仅摧毁了旧有的乡土政治和乡村隔离状态,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社会信息传递方式。“资本主义膨胀是建立在不需要紧密个人联系就可以指导交换的理念之上的,换言之它依赖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弱连接。”一方面,伴随着生产资料的日益集中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以乡土为中心的乡党政治场景逐步被以城市为中心的市民政治所取代,工业化和市场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阶级”和“阶层”,同时还衍生出了近代“政党”、“共和”和“代议”体制;而另一方面,伴随着商品和资本输出的全球性扩张,工业国家将社会交换关系裹挟至全球各个角落、各个领域,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也不再仅仅滋生于自身经济体系和社会体制内部,来自国境之外的扰动因素也日趋成为国家管理者需要经常考虑的决策变量。在此情形下,工业国家的社会和治理形态日趋演化为以物品和资本交换为主要方式、以城市政治为中心舞台、以政党内精英协调、政党间竞争与利益集团间权力角逐为社会秩序稳定机制,而旧有的以家族为中心的权威式管理逐步让位于统治阶级内部以定期轮换和权力分立为特征的制衡治理,从而在治理手段上也更加丰富、复杂,形式上也更加细密、系统。但“精英治国”的理念以及“精英”与“民众”的疏离并未发生多少实质性的改变,用于驱动生产和改善生活的知识信息仍然主要在社会中上层,特别是在统治阶级内部聚集和流动,普罗大众依然被排斥在政治决策和社会治理之外。

  (三)信息社会——信息传递的高级形态

  然而,时至今日,“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引发了数据迅猛增长,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正日益对全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活动以及经济运行机制、社会生活方式和国家治理能力产生重要影响。”信息革命不仅正在改变着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方式,同时也在改变着社会权力的运行状态和社会秩序的治理模式。与工业时代的社会生活状态相比,在当代信息技术的驱动下,“年轻人保持联系将不再困难,他们都能够通过谷歌搜索到对方,并且在脸书或其他任何同样的网站上建立永久牢固的联系”,社会生活的网络化正在使得数字社会日趋演变为新的社会形态。在农业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基本上是地域性的小规模熟人网络,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深受地理阻隔、交通成本限制和主权疆域的禁锢;即使是在高度现代化的工业社会时代,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个体也仍然在彼此影响不深的社会情境下进行独立决策,并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谨慎思考和理性抉择,例外主要发生在诸如战争或突发事件等需要做出迅速决策的情形之中。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的运行主要是以低频率的社会互动和有限的信息传递为基础构建的,社会决策主要是基于理性原则在精英群体之间寻求摇摆和平衡,并形成了一整套延续至今的社会决策模式:精英提案、大众投票,少数服从多数,亦即所谓“多数人的民主”。

  但是今天,由于当代通信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的普及应用,传统社会管理的精英模式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全球单个个体都被纳入到同一张社交之网,以前相隔万水千山的人当下彼此相互影响、相互牵连,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正在加速走向一体化、系统联动性和高复杂不确定性。在这样一个人人彼此相联、社交网络四通八达的世界中,我们既无法仅仅依靠捕捉几个有限变量而进行社会管理和政治决策,也没有充足的时间直面汹涌而来的信息洪流而专注于谨慎思考,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生活的网络化正使得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各种“政治围观”和“社会吐糟”运动、并越来越深度地卷入有关社会治理的各项政治决策之中。以前,普通民众经常是被忽略或被漠视的弱小行为体,而如今任何一个网民不经意的微小举动诸如随手拍、点赞或网络发帖都可能扰动整个社会系统的平衡和稳定,甚至某种程度上重建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人际互动模式。

  可以说,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信息交换和信息传播正在快速取代传统物品交换和资本流动而成为新的社会驱动力量。“权力正从国家向网络转移,凭借信息技术我们的社会互动正取代等级结构作为社会组织形式的主导地位”,数据和信息不但已在整个社会层面开始分享和传播,就连“权力”和“权威”也日趋支离破碎为各个“无组织”、“无中心”的网络化社会运动;有关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协商也已不再仅仅集中于精英内部的激烈辩论和民意代表之间的唇枪舌战,普通民众通过自己的移动终端和社交工具也日趋深入参与其中。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人的活动以及人的存在形态更加接近马克思所说“社会人”的实践本质,“要了解这个崭新的世界,我们需要对已经熟知的经济和政治思想进行扩展,使其能够包含这种数百万人相互联系、相互学习并影响彼此观点的情况。我们不能再仅仅把自己看作是谨慎决策的个体,必须要考虑那些影响个人决策、驱动经济泡沫、政治革命和互联网经济的动态社会效应。”

责任编辑:李慧